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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过去与未来

大学的过去与未来

    今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要害便在于,如何在一个现代性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大众教育勃兴的时代保持某种承载民族复兴意识到精英教育,这种精英正是马克斯•韦伯当年所谓的民族精神文化的担纲者。今日讨论通识教育、人文教育、素质教育等概念的时候.都应该在这个论题下深入展开。
    以抨击美国高等教育败坏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而爆得大名的阿兰•布鲁姆曾言,“当一个人发现自己迷路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其起点”。时下各方讨论“中国高等教育何处去”这样的问题本身,已经意味着自新世纪开始,中国大学的定位和走向已经陷入了某种迷雾之中.而这正是回归中国大学本源来进行反思的时刻。在这个意义上,《八位大学校长》通过讲述二十世纪初中国大学刚刚起步时期的校长故事,从一个侧面带领人们进入了当时的语境,促发人们去思索中国大学的原本意涵。
    可以说,与西方大学的起源不同,中国的现代大学本身就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而且带着深刻的民族危机意识和民族文化自觉。北大、清华自不待言,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以及民国时期的中央大学无一不是出于此等目的而创建。书中提到,三十年代的清华校长罗家伦认为把清华改成国立大学的意义极为深远,因为其承负着“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从留美预备学校转变为国家完整大学的使命”。而其后来主掌的中央大学的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国难当头塑造民族文化比政治改革和军事改革还重要。南开大学的创建者以及校长张伯苓说:“悲楚和愤怒使我深思,我得到一种坚强的信念:中国想在现代世界生存,唯有依赖一种能够制造一代新国民的新教育,我决心把我的生命用在教育救国的事业上。”三十年代四川大学的校长任鸿隽为这所大学规定的使命是:“输入世界知识,建设西南文化中心,担负民族复兴责任。”如果说西方的侵入以及西学的进入带来了民族意识的觉醒,那么中国的大学本身便成为这种民族意识和自强追求的承载者。
    由此,中国大学的使命一开始便跟民族存续和救亡意识密不可分,而这种意识到了二十世纪中叶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加强。书中说道,在抗日战争中,“除了愈战愈勇的中国军队之外,中国的大学堪称抗战胜利的精神堡垒,大学校长则是大家的精神领袖”。痛斥“华北自治”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北平被围困时期保护清华基金的清华校长梅贻琦以及追到日本人痛恨的南开校长张伯苓等都是这方面的楷模。而三校合迁昆明形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则在民族危亡之关头为国家保存了学术文化命脉,谱写了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弦歌不绝的佳话。
    这样看来.民族文化意识催生和发展的中国大学,一方面向西方大学一定程度的仿效,秉有西方大学的传统使命(培养健全人格,塑造完整灵魂),另一方面担负着民族使命,在古今中西的思索中探寻着国族未来的方向。
    在培养健全人格的大学理念上,几位大学校长皆力主通识教育、自由教育(liberaleducation),反对过分的专业分科、文理分化,特别强调在实用技术和专业技能的学习之外,要注重人文精神、道德人格和独立品质的培养和熏陶。胡适作为北大校长为了沟通文理,亲自兼任文理学院的院长,让有志于数理的人学文史知识,而让有志于文史的人学自然科学;张伯苓的“允公允能”的教育内容熔社会教育与个人教育于一炉,前者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培养,而后者是一种个人能力的锻炼;竺可桢则明确说道“大学教育之目的……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智识,而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并引用美国学者罗威尔的话说:“大学的目的,不在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于使他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而清华校长罗家伦则痛斥当时学生们过于注重专业知识和应用科学的学习,忽视人生修养和基本理论的努力。可以说,这种通识教育理念,在当时是大学校长们的一种共识。
    而通识教育最终落实在哪里?人文精神、道德品质和独立人格的根基何在?这仍然建立在对于中西文化政治的比较理解之上。可以说,西方文化进人中国的巨大冲击,一方面体现在物理秩序上的大规模震荡,另一方面则表现在精神秩序上的混乱和彷徨:本土的历史文化已经被当作糟粕弃如敝屣,但对于西方新文化的渴求却无法得到相应的满足。书中提到,“五四运动”自然是北大浓重的一笔,但五四运动以后带来的长久的精神混乱和无序正是蒋梦麟致力于消除的,他最大的忧虑就是如何奠定一个和平的秩序。而四十年代出任当时民国的中正大学校长的胡先骕看得清楚,他认为当时中国教育改革来自西方文化压迫,虽然旧时教育的物质科学方面不如西方.但中国自身的人文学科(经学、文学等)却不亚于欧洲中世纪的水平。他尤其指出,由于西方文化危机已经到来,如果不假思索地放弃传统文化而一味学习西方,只能是买椟还珠,“日趋黑暗”。换言之,胡先骕看到,如何堪定中国大学的文化定位,如何面对西学的冲击和本土文化的延续,乃是中国大学使命的核心问题,也是如何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以及人格品质的关键所在。
    时至今日,国族的忧患意识已经不如二十世纪初那么紧张和强烈,中国大学的发展也看似更加优游自如,但随着市场对于大学本身某种意义上的侵蚀,大学本身也日益成为市场体系中无法超脱的一环,甚至大学本身就成了市场(这并非比喻意义,尼采在他的时代,面对日渐堕落的德国大学,就将其直接叫做“大学市场”),学生进人学校之前便要考虑市场需求来选择专业,安排四年的课程和计划,进校后则不断在各种纷杂的市场声誉和就业指标中熏染,这样的结果便是,各人关心的是四年之后如何更好地在市场上出卖自己,丝毫没有了健全人格的培养动力和意识,遑论国家进步和民族复兴。
    如果说市场时代的大众教育本身并无可厚非,是现代社会的必然结果,那么从八位大学校长的大学理念看来.毋宁是把民族复兴的希望赋予了某种精英教育之上,通过大学精英来承载民族文化和复兴使命,而这种精英本身要具有健全的人格、独立的思考以及道德的品质,更需要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把握自我的走向。因此,或许今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要害便在于,如何在一个现代性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大众教育勃兴的时代保持某种承载民族复兴意识到精英教育,这种精英正是马克斯•韦伯当年所谓的民族精神文化的担纲者。今日讨论通识教育、人文教育、素质教育等概念的时候,都应该在这个论题下深入展开。否则,所谓通识教育不过是给修习技术工程等科目的学生点缀一些音乐电影的休闲娱乐,或者给经济法律专业的繁重学业外加一点诗词歌赋的小资情调。八位大学校长如果重新开眼看到此种状况,想必会唏嘘不已的。
 
   摘自:中国图书商报
          
 日期:2006-05-31 08: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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