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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不再念斯人?
 
——读《八位大学校长》
  现在的大学不是“教授治校”的问题,而是要设法甄别真教授、假教授,真博士和假博士,然后再提倡教育家管理学校。大学校长应该将管理学校作为自己的专业,应该将管理学校如何作为考评的标准,目标只是职业教育家,而不是其他专业的名家或所谓“博导”。
  研究教育的人对今天中国大学的问题开出许多诊断,有的说是体制问题,有的说是世风日下,有的说是市场经济的不良影响,有的说当下不是一个读书的时代。总之,大学问题已经引起国人的高度关切。
  今日之果总有昨日之因。我们今天大学的困难与问题实际上是过去之因的必然之果。从历史的观点看,现代中国的大学体制本来学习的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模式,然而到了1950年代,中国大学全盘照抄苏联模式,经过大规模院系调整,西方模式荡然无存,苏联模式成为中国大学的惟一模式。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大学开始步入新一轮的调整。在新轨未立旧辙已坏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大学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现代中国的大学体制建立之初的几十年间确实获得过比较快的发展,想当年北京大学建校20年的时候,北大人就曾发誓再通过几十年的努力,达到世界一流。特别是在抗战八年烽火硝烟的熏染下,中国的大学教育并没有就此垮台,相反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民族复兴保留了难得的读书种子。这其中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毫无疑问的是,那时的中国还有一批有见解、有能力的大学校长。而手头这本《八位大学校长》就比较好地讲述了这些大学校长的经验、见解与能力,很值得我们仔细阅读。
  《八位大学校长》说的是北大校长蒋梦麟、胡适,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先后担任过清华和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除了任鸿隽及胡先骕一般读者略感陌生外,其他几位都是现代中国教育史上大名鼎鼎的一流人物,他们的业绩不仅成就了他们主持过的大学,而且也曾深刻地影响过那个时代的一般知识分子。
  其实,自从中国有现代大学体制以来,成大名、创大业的大学校长远不止这八位,像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即后来的北京大学校校长严复、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南洋公学暨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唐文治、复旦公学即后来的复旦大学校长马相伯等,都曾对各自主持的学校作出过巨大贡献,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教育思想,至今依然成为各自学校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按照《八位大学校长》作者的分析,这些大学校长留给今天的宝贵思想财富有:一是懂教育,既有正确的教育理念,又能摒弃官本位意识;二是负责任,注意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防止把学生变成不会思考的机器,鼓励学生实行自治;三是重人才,不仅礼贤下士,而且崇尚无为而治,坚持教授治校;四是无私心,有魄力。这些概括在书中有很多有说服力颇强的例子予以论证。
  对于作者的分析与概括,笔者深表赞同。不过,深一步去想,这些概括只是当大学校长的“最低标准”和起码要求,因为这四点都无法提出反命题。一个大学的校长如果没有正确的教育理念而一味将大学作为升迁的阶梯;一个大学校长如果不负责任,不注意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不鼓励学生自治,而是要把学生变成不会思考的机器;一个大学校长如果不重视人才,不礼贤下士,遇事故意回避与教授商量,而是与非教授共谋;一个大学校长充满私心,没有魄力,那么不说教授们是否有意见,恐怕他们的上司即教育主管部门也不会答应。所以,我们对现在的大学和大学校长不满是一回事,但如何正确评估他们的能力与作为又是另外一回事,更不能拿“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去规范今日大学校长。
  现代中国的大学校长和他们的大学一样,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些校长的思想与业绩也不可避免地留有那个时代的印痕,而且他们当年主持的大学与今天中国的大学比起来,那简直可以说只是不成规模的“小大学”,其所面临的问题与困难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今日中国的大学相比。所以,我们在追忆这些“逝去的大学”校长,汲取其思想的合理内核的同时,也不必过于贬低今日大学校长之作为。
  《八位大学校长》中讲述的故事很有趣,也与今天大学面临的问题相类似,尤其是不太为今日读者所熟知的罗家伦、任鸿隽、胡先骕的故事更值得提出与读者分享。
  罗家伦是五四时代的学生领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文化要员,先后受命担任过清华和中央大学的校长,后来到台湾担任过“国史馆”馆长。他在1928年受命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时候,年仅30岁。正是这种年轻优势,使他在短短的两年中为清华后来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清华由外交部主管的“部属院校”升格为“国立”重点大学是他的功劳。不过他在这一升格过程中并不像今天的大学校长那样着力于“跑马圈地”,扩大规模,他的精力用在聘请和培养师资方面,他的观点是:“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先后经他聘任的著名教授有杨振声、冯友兰、钱玄同、沈兼士、朱希祖、翁文灏等40余人,极一时之选。罗家伦在创建“国立重点大学”时的另一个重要看法是要有好的图书馆,藏书要丰富,图书馆一定要造得坚固,造得讲究,使人进去读书时舒服,至于学生宿舍则一定要朴素,乃至于不甚舒服。必须如此,学生才不愿意老躲在宿舍里“高卧隆中”,而乐意到图书馆。相比今日一些大学将学生宿舍建造成可以“过家家”的豪华公寓,高下立判。
  至于任鸿隽,他在担任四川大学校长的短暂过程中也操作过大学升格活动,同样,他的精力不是放在“跑部前进”或增加学生的负担上,他的目标是“把川大办成一座规模宏大、师资设备齐全、有国内第一流学术水平的综合大学”,但他同时却宣布将学生的学费从20元降到12元。这一点恐怕是现在任何一所大学都不愿为的事。
  关于胡先骕,《八位大学校长》中也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而与今日大学甚为切合的故事,比如学位问题。今日差不多的大学都规定非博士莫入,见诸各种招聘广告的一定是“年龄五十岁以下,博士学位,教授”,于是当今中国的怪现象是人人都想弄个博士当当,官员中不乏假博士,而竟有当了博导还要读博士的奇闻。其实,自从中国有了现代学位制度之后,就一直存在着这种“学位崇拜”,不过真正有本事的大学校长才不会被这种崇拜所束缚。蔡元培即是一例,他聘请过一大批没有学位甚至没有学历的人到北大任教授(比如被请去当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就根本没有什么过硬的“学位头衔”),不是降低了北大的品格,而是为北大创造了一段难得的辉煌。而胡先骕作为术业有专攻的著名生物学家,他太知道一个学位的含金量和实际价值。他认为,区区博士学位所进行的研究实在有限得很,博学硕儒如严复、梁启超等人何尝在外国大学得到过博士头衔?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所以他在主持中正大学时,并不以是否获得博士学位作为聘任的标准,而中正大学又确实在他的主持下办成了“国内一流”。
  八位大学校长的思想风格、办事能力并不一致,不过在《八位大学校长》的作者看来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注意“教授治校”。这确为历史事实,不过并不值得今日大学所借鉴。现在的教授多如牛毛,据说有膳食科长也能成为副教授。至于大学中的行政系统,只要稍微有点办法,有几个没有混到高级职称?所以说现在的大学不是“教授治校”的问题,而是要设法甄别真教授、假教授,真博士和假博士,然后再提倡教育家管理学校。大学校长应该将管理学校作为自己的专业,应该将管理学校如何作为考评的标准,就像当年蒋梦麟主政北大那样,目标只是职业教育家,而不是其他专业的名家或所谓“博导”。
  
新闻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2006-05-31 09: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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