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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主义和浪漫心灵——访徐贵祥及其新作《高地》
 
——访徐贵祥及其新作《高地》
    第一次见到徐贵祥的人很难把眼前这个五大三粗、风风火火的军人,跟那个笔耕不辍、完成数部长篇小说,并且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作家联系起来。然而,正是因为那份粗砾和狂放,徐贵祥才能把“军旅”和“作家”这样一个奇特的组合进行生动而鲜活的诠释。有时候甚至会想,在这个到处充满阴柔之美、颓靡气息的光怪陆离的写作时代,也许正是徐贵祥这样的军旅作家的存在才为文坛添了些阳刚气、英雄气,保持了某种平衡。当然,徐贵祥也是浪漫的,但与风花雪月无关,它一定得是红色的、重低音的,就像八月的江淮大地上怒放的桂花林,就像巍巍高地上轰然炸响的枪炮声,一定要漫山遍野,一定要正义凛然,一定要惊天动地、荡气回肠!让我们通过徐贵祥的新作《高地》走进他的英雄主义和浪漫心灵。
 
一个遗嘱与一场大雪
    谈到《高地》的创作动机,徐贵祥讲起了一个关于遗嘱的故事:十年前,一位老师长在弥留之际希望在下达免职命令的时候,尽量避免自己的名字和另一位首长的名字同时出现在一份文件上。这个传说带给徐贵祥很大的遐想空间,在和平时期的军旅,到底是怎样的恩怨造成了如此不共戴天的关系?徐贵祥做过各种的假设,但一直未能找到最佳的叙述角度。直到今年元旦的前一天,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才给徐贵祥带来了灵感。可以说,正是这场大雪砸出来了这部长篇小说。“我在雪地里躺祥了许久,原本狭窄的视野白雪皑皑,天地变得空旷辽阔。就在这中间,我似乎突然开窍了。也许,我们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也许我们都不理解或者说都陷入了常规的误区去揣测那个名叫兰光泽的老军人了;也许,这个传说的遗嘱的背后隐藏着常人无法破译的天机。这时雨果的一段话如炸雷般响在我的耳边:‘比大海更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的胸怀。’如果早一点想起这段经典语录,或许我就不会摸索十年依然两眼迷茫了。”徐贵祥不再把矛盾拘泥于个人恩怨,而是走进人物的心灵,把他们看作是军人,更看作人。作为军人,他们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作为人,他们又有着常人的喜怒和情感。于是徐贵祥用双重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去考量主人公们在荣誉面前的内心世界,设计出了一个饱受争议的高地战役和一番良苦的用心。此外,在《高地》中徐贵祥还完成了另一个心愿,那就是对解放前后新旧军队的角色转换的关注:“新中国成立以后,从战争中走过来的那一批特殊的军人至今还没有被写好、写透。就好像我的主人公,他们的战争经历还很鲜活,英雄的种子刚刚播洒下去,战争却很快的结束了,他们马上就面临着军队的和平时期建设以及对个人的改造与超越所带来的严峻挑战。这必然会带来巨大的心理冲突。”两个因素正好重合到了一起,天时、地利、人和,所以《高地》得以一气呵成,用徐贵祥自己的话说就是“23天写出一部长篇小说”。
 徐贵祥之所以用“高地”命名这部小说,是因为“高地”对军人而言意义非凡。它具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军事意义上的,一层是精神意义上的。前者意味着进取、冲锋和胜利;而后者意义则更为重要,每个军人都应该有一个精神高地,要用一生去坚守。阅读小说时,读者们会发现这两个意义上的高地所带来的有趣叙述,当两位主人公需要捍卫个人荣誉时,双榆树高地战役会成为伤疤被挑出来,总免不了针锋相对、面红耳赤;而当面临整个部队的命运选择时,关于高地的口径又会出奇的统一起来,共同承担。所以两个主人公一方面是为了捍卫作为个体的军人的荣誉而争斗,另一方面又承载着共同的职责和使命,这使得他们在灵魂深处有了一种默契。徐贵祥得意地告诉记者:“这是我为《高地》找到的最完美的结构方式。”说到这里,徐贵祥提及最近正在研究的叙事结构:“过去对于小说结构,我总是想找到一种最好的方式,它应该是更便于表达,便于我塑造人物、体现自己语言风格的。我一直在寻找,但也一直没有找到,直到《高地》。我回顾了自己的几部创作,从《仰角》《明天战争》,一直到《历史的天空》和《八月桂花遍地开》基本上都是传统的线性结构,最多在语言上和人物个性上有点创新。比如《历史的天空》的结构方式就是人物命运主导事件的发展,也就是平行线式的叙述,而《高地》则不同。在这里,我把一场战斗作为一个平台,让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历史事件背景下,因为不同的人物而出现,一会使它呈现出正面,一会又呈现出它的反斜面。这对于人物性格的铺开和事件的叙述非常有效,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速度也快。我想我找到了那个最好的结构了。”
 
一个军人与两个“敌人”
    熟悉徐贵祥作品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到他的作品中总是会出现一对“冤家”。比如《明天战争》中的岑立昊和范辰光,《历史的天空》中的梁大牙和陈墨涵。《高地》也不例外,兰光泽和王铁山的矛盾几乎是贯穿了整部小说。对于这种情节的设置,徐贵祥自有说法;“作为军入必须要有一个财富,那就是‘敌人’,刺激他们不要懈怠,不断进步。但是在和平时期,概念上的敌人在时间和空间上隔得太远,不能直接起到作用,这种条件下,要把军队这潭水搅动,让军人们活跃起来,就得让他们时刻处于一种战争准备的状态。战争准备也是战争的一个阶段,是一种静止状态的战争,即对峙。正是因为有了战争准备,战争才没有在我们的国土爆发,所以战争准备意义重大。既然要成长,要保持军队的活力,就必须要有发生冲突的对象,这种对象不再是敌人,而是‘对手’,即由于观念、风格、方式上的差异,水平的高下,以及处理问题的角度和尺度的不同,所引起的矛盾的双方。只要双方矛盾不断、较量不停,和平时期的军队这潭水就被激活了。”在《高地》中,兰光泽与王铁山的确明显不同。兰光泽是以专业军人的姿态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进的;而王铁山的方式则更适合和平时期的军旅生涯。一个更个性化,一个更普遍化;一叫“更锋芒毕露一点,一个更随和一些。两个人无法和平共处但又难分难解。《高地》结尾的几句话对这样的关系作了最好的注解:“打断骨头连着筋,朝气蓬勃向前进”,兰光泽和王铁山“不能太近—一也不能太远”。这样,情节和故事在二者的不和谐中推进,也就随之好看了。
 此外,还有另一个加强这种冲突意味的角色不能不提,那就是故事中兰光泽的“配偶”王雅歌。也正是她的出现才把兰光泽与岑立昊、梁大牙从面对一个“敌人”的固定模式中区分出来,从而特点更加鲜明。与以往有着强烈依附色彩的女性形象不同,可以说王雅歌是徐贵样作品中出现的第一位完全意义上的事业女性,她不以家庭为中心。凡事只讲原则,从不向兰光泽妥协。徐贵祥毫不避讳地说:“我并不是重新为女性在战争文学中定位,在我的战争中女性仍然处于从属地位。王雅歌的独立自主、不卑不亢、争锋相对,都是专门为兰光泽这个人物塑造的,我就是要在兰光泽的身边安排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敌人’。这个‘敌人’的存在就是为了让她在生活中打磨兰光泽的战斗锋芒。如果她只是一个唯命是从的女性,兰光泽的形象就立不起来。只有在斗争中他的个性才能闪耀光芒,所以在外面他要跟王铁山斗,在家里他要跟王雅歌斗,我是为和平时期的兰光泽设置了一个双重战场。”
 
战争英雄和悲剧命运
    想象中,徐贵祥应该生在 1300年前,万里黄沙,一脸冷峻的他,身披铁甲持着长戟在朔雪连天中高吟: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或者应该是在60年前,高岗上,红旗猎猎,撕吼着的他骑着战马挥舞着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可是他却偏偏生在了太平盛世的今天,既然当不了英雄,就只好“纸上谈兵”,酣然入境,在方寸之间,用热血和豪情充实他那颗英雄主义的头脑了。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徐贵祥与他的一号主人公兰光泽有着惺惺相惜的认同。在徐贵祥笔下兰光泽无疑是个英雄。这与徐贵祥的初衷有些背离,与《历史的天空》和《八月桂花遍地开》不同,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他并不想刻意地将其写成英雄,而只是想回到人的立场上,希望能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和生活,融入他们的情感。但在写作中英雄主义还是在不知不觉地探出头来,这是徐贵祥骨子里抹之不去的英雄情结在作怪。“我希望我笔下的男人要有英雄气,要有英雄的骨头。我觉得我们中国当下什么都不缺,最缺的就是男人气。因此我需要梁大牙、沈轩辕,也需要兰光泽这样的职业军人。”应该说《高地》中有两位英雄,兰光泽和王铁山。他们一文一武、一粗一细,对此徐贵祥非常得意。但他更欣赏兰光泽身上的军人气质:“他思维敏捷、雷厉风行,自负到甚至有点目中无人,这一点是与我以往塑造的人物相似的。但有一点是独特的,那就是这个军人身上体现出的非常强烈的职业精神,即使不打仗了他仍醉心于战术研究,他既像个学者,又是个实践家。他是另一种类型的书呆子。我更喜欢兰光泽。因为他太有个性魁力,也更像一个英雄。”
 对于一个职业军人来说,战术就是兰光泽的人生艺术,只可惜他的艺术生命太短暂了,这无疑使得兰光泽身上带有了某种悲剧意义。“说兰光泽是悲剧人物非常对。我笔下的人物不管是英雄还是普通人大都是活生生的,有缺点,也犯错误,比如梁大牙的军阀作风,岑立昊的清高孤傲,但这些都丝毫不会影响到他们身上闪现出的人性的光辉。而他们最后的结局也大都是衣锦还乡、功成名就,唯独兰光泽看上去是功败垂成、郁郁而终。这让我想起了巴顿将军,战场上他纵横驰骋、所向披靡,一旦战争结束,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兰光泽在这一点上与巴顿相同。小说中,当兰光泽南下不成,却被宣布升任师长的时候,他忽然明白了原因,‘因为要打仗了’。从这个细节里看出,这个人适合于战争,只有在战争中他才能如鱼得水,生命才能茁壮成长。所以在边境线上原本衰老了的他奇迹般地复苏了,容光焕发,连老人斑都不见了。”命运跟兰光泽开了个玩笑,只给了他一个昙花一现的机遇。随着战争结束,兰光泽的政治生命、艺术生涯也就随之结束。之后他活得没滋没味,对他而言,战争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非战争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他不会生活,不会变通,人情味淡泊,表面洒脱,实际内心很痛苦。我想某种程度上《高地》是得益于立起了兰光泽这样一个职业军人的形象。所谓爱情、生活、个人荣辱都是社会附加给他的,从本质上讲他只是为战争而生的,也应该为战争而死。以至于最后他以正常的方式死在了病床上,更加重了人物命运的悲剧性。
 
左臂与右臂
    《高地》中有这样一段话,颇能引起读者的好奇:“他记得有个作家说过,战争和爱情是文学的两大永恒的主题。他想,战争和爱情也是他兰光泽人生的两大永恒的主题。”如果兰光泽身上某种程度上有着徐贵祥的影子的话,那么这段话也必定包含着徐贵祥对于文学、军人、战争和爱情的理解。那么对于军人而言,战争和爱情哪个更重要?徐贵祥是这样认为的,军人首先是一个人,所以他是一个有情感的生命载体,军人的爱情和战争就好像军人的左右臂,有了左右臂,军人的生命道路才得以保持平衡,相辅相成。如果任何一方面出现意外,他就会失去平衡。兰光泽就是处于失衡状态,失去了爱情。既然失衡了就要在其他地方找回来,于是兰光泽就需要在王铁山身上找出来,在高地战役上找回来。徐贵祥说:“每一个英雄色彩的军人都有着自己爱的方式和经历,他们的爱情在战争年代都具有独特性,充满着生离死别的传奇色彩而更加刻骨铭心,因而有着别样的浪漫。所以在《历史的天空》中东方闻音必须死,在《高地》中杨桃也必须死,可以让她在故事后面时隐时现、影影绰绰,但是决不能让她的实体存在,否则小说无法进行下去。只有处在失衡状态的人物才更具吸引力和发展下去的动量。”说到爱情,有一个细节我们可能不能不提,在《历史的天空》和《高地》中,主入公都是因为一位美丽的女性而参加了革命,动机都与爱情相关。面对这个问题,徐贵祥强调的是偶然性,英雄的成长前史包括他的一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但是里面又蕴含着一些必然,“也许他没有遇到杨桃,但他可能会遇到樱桃。”“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两个美好女性的情节的反复出现,可能是我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对一种美好爱情的向往,我一直认为美好的爱情可以改变我们一生的命运。这可能在无形中支配了我的创作。不过说到不同,我觉得《历史的天空》中梁大牙的目的性更为明确,就是要抗日;而兰光泽还处以一种迷茫状态,对世界还不太清晰。这时候他就好像处在一个天平的中央,正在摇摆,可能在一面加了一点点砝码,他就有了导向,而杨桃就是这个砝码。”而对于战争,《高地》中则充满了一种对传统的常规战争的怀念,对此,徐贵祥也自有一番理解。他认为,人类社会从冷兵器、热兵器、常规战争,必然会发展到现代战争、高科技战争,这就好像人的成长一样,必然要从幼年、青年到成年。如果说喜欢,一般人肯定更喜欢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但事实是不可能停留下来的。“从一个作家的观角出发,我觉得常规战争从审美意义上更具有战争的美感,更波澜壮阔,更有氛围,高科技战争则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对两种战争进行比较,我们只能说哪种战争更适合于文学表达。”
 提到战争、爱情跟文学的关系时,徐贵祥这样说:“如果说战争和爱情是人物的左右臂的话,那么它们也是战争小说的左右臂。当然,我自己也经常会出现失衡,以往的作品中可能都是战争写得好一些,爱情差一些。小说可能一头轻一头重。但我个人觉得一部小说,出现失衡很正常,正是这种失衡制造了言说的空间和张力,过于平衡的小说不一定是好小说。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小说失衡了,但是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这种失衡必不可少。”
    新闻来源:出版人
          
 日期:2006-06-05 09:0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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