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购物车 订单查询  
     长江简介  新闻中心  网上书城   经典陈列   媒体报导   招聘信息   AR图书
今天是
新 闻 中 心  
动态信息搜索:  
“翰林院”李健吾开会
 
    《翰林院内外》(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回忆性散文集,收入著名外国文艺理论家、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年届古稀所写的散文力作。作者沿用人们有时将中国社科院比为“翰林院”的说法,分别记叙了自己从年轻学子到学界领军的几十年风雨岁月里,与“翰林院”六位西学大师——钱钟书、杨绛、朱光潜、李健吾、冯至和卞之琳交往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作者以学术的、文化的、历史的视角写出了大师们独有的风貌、个性和贡献,让读者看到当代“翰林”卓尔不凡的“这一个”的鲜明形象。
 
    李健吾在游行时的着装方式其实是他行为方式的缩影
    我初次见到李健吾时,他大概是五十多岁,就其外观而言,他可说是再普通不过了,正像他的寓所陈设无雅致与情趣可言一样,他本人也没有任何派头与风度。他长得倒仪表堂堂,大头大脸盘,看起来像是一个富态的商人,但一身穿着,从不讲究,经常是蓝布中山装,夏天倒是白色的确良的夏威夷衫,很少见他穿呢料与丝绸的衣服,穿着水平比当时文学研究所里的一些老专家、老学者似乎还要低一个档次,当然,更看不出他有作为一个西学大学者的洋派架式了。在我的记忆里,他几乎从来就没有着过西装,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一次游行,在那个年代,游行都是领导上发动组织的,不是庆祝什么事,就是拥护什么方针政策,要不然就是向国外敌对势力示威抗议。一般这种政治活动,研究所里有地位的老专家、老学者都是免参加的,这是青年人的“政治性的活儿”。李健吾主动参加颇说明他很有政治热情,不拿架子,与年轻人打成一片,而且那一次他穿了一套西装,正式打着领带,在他而言,显然是为了郑重其事,参加一次“盛典”。不过,那是一套老掉了牙的西装,颜色发旧,领带又过于红艳,没有穿皮鞋,而是像平时一样,踏着一双布鞋,显得有些土气,有些不伦不类……但我可以感到他是带着一份心意参加那次政治活动的。
    这次着装方式值得多说几句,它在李健吾身上似乎可说是一个以小见大的典型现象。当时,他也许是出于这样一个心态:他在意并看重那次政治活动,他不仅要和年青人一道来参加,而且要表示自己的郑重其事,表示自己的诚心诚意,“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既有这一份心意,那就把西装穿上,把领带打上吧。至于样式、色彩与格调,外观、形象与效应,那就用不着去顾,也懒得去顾了……
    这次着装方式,其实是李健吾行为方式的一次缩影,其本质、其核心、其根本的形态就从自我心意出发,从自我真情出发,径直往前,求其直畅表达,求其朗爽展示,而不顾其他……既然是一次缩影,当然就能常见于其行为方式之中,我所见到他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工作中,就有类似的表现形态:为了推进一期刊物,为了完成一个选题的介绍,他往往挺身而出,见义勇为,主动担当,不辞琐细,而不顾是否耽误了自己的时间,是否给自己造成麻烦,古道热肠之情,令人可感。如果说这类学术事务在现实生活中并非常能碰见的话,那么,有一种场合是人们经常碰得到的,几乎已经成了日常的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那便是每一个基层各种各样的“会”,特别是“政治学习会”、“生活例会”,它们是那个历史时期人们生活中真正的“公共场合”,碰头会面、行来走往的必由之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调到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西方文学室之后,我与李健吾就同属于一个基层单位,经常要在上述这种“公共场合”碰头见面。
    在那个历史时期,基层单位的“会”,一般都是大家重复“官话”或稍作微调而讲“套话”的场合,但这是对“大是大非”问题而言,如果不涉及“大是大非”问题,会上的“小自由”与“个人风格”还是有一点的。那时的文学研究所里,至少西方文学室就有这么一点气氛,开起会来,有点像自由主义空气弥漫的“神仙会”。请想想看,在座的潘家洵、李健吾、杨绛,哪一个不是“大仙”,主持会议的研究室头头卞之琳自己就是一“仙”,此外,还有郑敏、袁可嘉等等“小仙”,开起会来,岂能不“生动活泼”?说实话,这些神仙的说话发言,绝对是一道道“景观”,有的通篇只讲自己前一天夜里失眠之苦,如果时间允许,还要上溯到前几天夜里的失眠。有的以天真的语调细说现实生活中一些琐事,有的从来都是以冷面幽默讲一些风凉话,甚至是“怪话”,有的以绍兴师爷的精明劲较真矫情……但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尽可能绕着“大是大非问题”走,毕竟他们都是功成名就的学人,都有各自的灵魂与特定的视角,还少不了几分矜持,不可能像小青年与“基本群众”那样“放声歌唱”。那么,在这个日常的公共场合中,李健吾的“着装方式”如何、“行为状态”怎么呢?
 
       李健吾在会上要唱颂歌了,大家往往为他捏一把汗
    这位大仙多少有些不一样,首先是他喜欢讲,讲得多,这很符合“发言积极”这一个当时的政治标准,而且他讲得兴高采烈、眉飞色舞,真可谓高谈阔论,甚至是“挥斥方遒”,大有当年刘西谓作书评时的才情四溢、豪情十足。虽然这是他外显型性格的自然之态,但似乎也还够得上“政治热情高”这一条。不过,在这种场合中,他总有那么一点“那个”地方,说得轻一点是“不和谐”,说得重一些是“刺耳、刺眼”,就像那次游行中他那个服装一样。
    事情是这样的:他在“积极发言”中,不免经常直面政治与理论问题,甚至涉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既然这是政治学习。但这哪是他的所长?何况,他偏偏又喜欢精神跑马、思绪跳跃、语言飞扬,严谨的马列主义体系、严肃的政策怎经得他这么一折腾?因此,听起来经常走味跑调,不伦不类。他的发言绝对是“浪漫主义式”的,经常引伸蔓延,别开生面,抒发个人情怀,弹奏自己的心曲,并时有段落赞颂党中央的英明,党委的领导,但每到这种时候,几乎都蹦出一个特别刺耳的词汇:“党国”、“党部”,这不是解放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称谓吗?怎么用在我们伟大的党身上了呢?不了解李健吾的人,一定会以为他在混淆敌我,对伟大的党有所中伤,甚至是污蔑,但所幸是在本单位,在座的都是“家里人”,而且,一看这老头的确是满怀热情在真诚地唱赞歌,唱颂歌。何况,众所周知,“白纸黑字”有文为证:1950年,为迎接解放,他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我有祖国》,高呼“我有了祖国,我爱我的祖国”;接着,他又撰文歌颂志愿军;不久,他在参观游历了山东之后,足足写出了一本高奏“社会主义时代主旋律”的“山东好”,再次激情地高呼“我爱这个时代” ……
    说实话,对于政治化话语操练得非常滚瓜烂熟的“基本群众”与“党团青年”来说,李健吾在“政治学习会”上的这种发言,的确听来有些别扭,好在“家里人”对他还是很有谅解的,所以一些好心人一听他要唱颂歌了,倒往往为他捏一把汗,唯恐他蹦出一两个不成体统的词来。但他行为状态、语言状态上的粗疏与闪失,难免会以讹传讹,风风雨雨,久而久之,人们也就形成了李健吾“在政治上落后”的先入之见。在“翰林院”里,他比那些被领导上视为“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的老学者、老专家自然就低矮了一截。在1958年“拔白旗”的批判运动中,他之所以先于其他“大仙”而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与此不无关系。而对于那种不怀善意、伺机要在学术上将李健吾置于死地的左撇子而言,这些就更成为了其“革命大批判”的突破口,当时有一位藉批判李健吾之举而登上了理论学术舞台的某某,在其批判檄文中就以尖酸刻薄的文词,把李健吾形容为昆明湖中的那个死气沉沉的石舫,在“祖国惊天动地的变化中”竟“依然故我,纹丝不动”!
    新闻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日期:2006-06-05 09:09:14       
版权所有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ICP备11015637号-1
地址:武昌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投稿邮箱E-mail: cjwytgc@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