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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历史是一种深远的智慧——专访《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

历史作为过去时代的“文本”,当代人应从中不断解读到新的内涵。真正的历史小说作家,借助文本表现的正是自己对过往历史的鲜活理解。


  大秦帝国崛起于铁血纷争的群雄列强之林,它崇尚法制,彻底变革,历160余年六代领袖坚定不移的努力追求,建立起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但它又像流星一闪,轰鸣而逝。在这种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帝国命运中,隐藏了难以计数的神奇故事以及伟人名士的悲欢离合。
  孙皓晖先生积数十年之功创作的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联手重新推出的《大秦帝国》,截取了近200年秦帝国由生至灭的完整过程。第一部《黑色裂变》以秦孝公、商鞅变法图强为中心事件,描绘了秦国由弱变强,开始崛起的历史;第二部《国命纵横》描写了在六国合纵抗秦的形势下,秦国以张仪为相,连横破纵,在反击中谋求更大的发展;第三部《金戈铁马》描写秦国以范雎为相,实行“远交近攻”的策略,以白起为将,取得“长平之战”的重大胜利。从此,六国开始衰落,秦国确立霸主地位;第四部《阳谋春秋》中吕不韦化解了秦王室后继乏人的政治危机,并辅助初继位的嬴政巩固其统治地位,秦国国力空前强大;第五部《铁血文明》是《大秦帝国》的高潮,嬴政通过铁腕政治,以战争为主要形式,逐一吞并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第六部《帝国烽烟》是《大秦帝国》的绝唱,描绘了秦始皇死后三年帝国覆灭的大悲剧。
  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大秦帝国》的作者孙皓晖先生。

中国文明的两条根
周礼和秦法

  《出版商务周报》: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闪光段很多,你为何选择讲述秦的历史?
  孙皓晖: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从曲折艰险的故事性看,确实有着许多闪光的河段。当然,这也是中国历史文学资源特别丰厚的原因。可是从文明发展史的意义上说,闪光河段并不多。真正具有原创品格的光芒河段,只有先秦时期。中国文明有两条根,也可以说,有两个最大的源:一是周礼,一是秦法。周礼,是中国人族群在成文法之前创造的社会规范,很成熟,很细致,是青铜时代最核心的文明成果,其作为文明理念的影响,一直贯穿着中国社会。秦法,是中国人族群在礼治崩溃之后创造的社会规范,很成熟,很严密,是铁器时代最核心的文明成果,其基本框架与作为文明理念的影响,更是一直贯穿着中国社会。这两个时期,都在我们一般从广泛意义上说的先秦时代。所以,要说清楚中国的任何基本问题,几乎都得从先秦时代的周礼秦法入手。
  《出版商务周报》:花费十余年的时间来完成一部著作,是需要极大的热情和勇气的,请问您在开始创作之初有想过这部书的创作是如此漫长的过程吗?是什么促使您做出这个决定?
  孙皓晖:从1993年到现在,已经14年了;到后年全部完成六部十一卷并修订种种错讹,出版发行整套,大体是17年;若再加上早在计划之列的早秦史的《马背诸侯》的创作,很可能就20年了。开始,确实没有想到会如此漫长。尤其,我最不喜欢长久逗留在一件事情上。最早,写的是136集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想好的,写完就算。可写完之后,又放不下了。最根本的原因,便是感到剧本仅仅是拉出了一个历史框架,太多的内容剧本形式无法体现;而丢弃这个题材,无疑是丢弃了一件最有价值的事情。另外一个原因,确实是秦所处的历史时代对人吸引力太大,越是深入,越是不舍。那个时代,人的生命状态最勃发,社会进取心最强烈,主流冲突最鲜明。尤其令人不能割舍的,是那个时代的布衣名士精神。他们的探索,他们的创造,他们的奋发,他们的强毅,他们的道义精神,他们的慷慨赴死,每次都实实在在地感动着我。所以,坚持做下来,再度开始工作量更大的历史小说创作,既是良心责任,更是兴趣喜好。

历史小说
是对历史精神的叙述

  《出版商务周报》:春秋战国的历史很复杂,史料简单史学界又多有争论,你是如何处理史料的?或者说有没有一个什么原则?
  孙皓晖:历史学家与历史文学家,对待史料的方法是不同的。这个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史料争议,历史学家求其事实真实,而历史文学家求其精神真实。也就是说,一旦史料若被考证为传闻而非真实,无论这则史料多么具有该时代精神,历史学家是不能采纳的,而历史文学家则完全可以采纳。这就是艺术真实原则。另一方面,对于历史模糊地带,历史学家只能靠证据说话,这种证据主要是地下发掘的物证与对历史记载的辨伪;而历史文学家则可以靠历史想象力,来形象地叙述推定的真实的历史。也就是说,历史文学作品可以不拘泥于历史资料。当然,两方面都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对史料的认定与史实的想象必须符合真正的历史精神,否则,就没有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
  《大秦帝国》至今已经出版四部八卷。许多很有文化水准的读者,提出了许多史实错讹,其中有许多确实是正确的,譬如作品叙述中的自相矛盾处。但是,也有许多是误解。读者们希望,《大秦帝国》本身就是完全真实的历史。但是,对于文学作品,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信奉一个原则:历史小说,就是对历史精神的叙述。
  《出版商务周报》:你认为,正面呈现秦国历史的意义何在?
  孙皓晖: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经验有一条,每遇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都要从既往的类似时代汲取精神营养。欧洲文艺复兴,就是西方人在转型时期向古典文明汲取精神动力的一次伟大文化运动。今日中国,正处在五千年历史的第三个转型期,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转型期。中国文明已经连续走过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我们民族的文明形态已经太古老了。唯其古老,需要更新。如今,我们正在走向机器生产与自动化生产的工业化时代,最需要的就是更新精神,求变精神。在这样的历史发展关头,中国曾经的最辉煌的转型时代——铁器转型时代,对于我们有着最为宝贵的启示。这种启示,既有着具体的经验教训,更有着伟大的“求变图存”的精神传统。开掘这种传统,认识这种传统,发扬这种传统,对于我们整个民族都有着极大的认识价值,更有着极大的精神激励作用。这是正面呈现秦国历史的最大意义。

强势生存理念

  《出版商务周报》:你认为读者应如何理解你在作品中大力彰显的强势生存的理念?
  孙皓晖:中国民族在先秦时代形成了一个最为优秀的精神传统,这就是变法图强的传统。这种精神传统,我概括为强势生存。也就是说,弱则亡国灭种,强则立足天下,是战国时代最自觉的精神。这种强势生存传统,是我们民族在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锤炼出的最有价值的发展传统。它不是任何具体的实证法则,而是一种文明形态生存发展的基本的历史经验。在一篇网络文章中,我将强势生存传统归纳了六个方面:对待国家统一与分裂的理念、强盛时期的有限合理扩张理念、对待外敌入侵的强力抗争理念、对待外来文明的容纳融合理念、对待社会发展的求变图存理念、对待治国的人才竞争理念。总体说,强势生存的理念,绝不是一种扩张称霸的历史传统,而是一种长期保持健康强劲的文明生命力的历史传统。
  汉唐之后,中国民族的强势生存传统渐渐淡化,频频陷入生存危机。急迫的救亡图存运动接踵而来,使我们民族的宏大视野受到了极大的限制。11世纪以来,中国没有出现过具有宏大文明视野的理论与作品。进入当代社会,重建新型文明已经成为历史必然。所以,先秦时代基于“天下”意识而产生的文明生存经验,对于正在走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有着特别的意义。

没有平和的心态
就没有清醒的力度

  《出版商务周报》:有读者认为,写秦国的崛起和强盛相对容易,而再现它的瞬间崩毁却很难,你同意吗?能谈一谈在后两部中将如何表现这个主题吗?
  孙皓晖:应该说,各有各难。崛起强盛之难,在于发掘历史精神;瞬间崩毁之难,在于揭示历史秘密。要说后者更难,我也赞同。至于如何表现,暂时还得保密。因为,在《大秦帝国》的创作中,创新理念是特别重要的,虽然它并不直接体现在故事叙述中。
  《出版商务周报》:请问你为何选择在海南完成作品后两部的创作?
  孙皓晖:从1998年开始,我一直在海南写作。没有别的原因,环境好,气候好,社交少。后两部写作,我从北京重回海南,也是这个原因。一个大的工程,将自己摔在圈子视野之外,是有好处的。
  《出版商务周报》:相当多的读者,都在期待着你后两部书的问世,能向大家透露一些目前的创作情况吗?
  孙皓晖:目前,我已经写完了第五部上卷。由于第六部只有一卷,所以,只有最后两卷了。全部写完之后,我还得对全书做一遍修订,估计明年底、后年初能全部完工。读者们的期待,使我感动,但是,我尽量不将这种期待看作压力。毕竟,没有平和的心态,作品就没有清醒的力度,就会自然下滑。

                                       摘自:出版商务周报
                                              2006.11.21

          
 日期:2006-11-27 12: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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