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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记忆之书”《大江东去》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

6月28日上午,长江文艺出版社在北京老故事餐吧为其今年年初出版的长篇小说《大江东去》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作品研讨会。到会嘉宾除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雷达、程光炜、白烨、张颐武外,还邀请了经济学家仲大军、畅销书作家付遥、80后作家蒋方舟以及文化时评人、诗人叶匡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国际MBA班学生代表、作者阿耐的九位粉丝读者。这场专家学者与普通读者,文学评论家与经济学家、文化时评人和作家共济一堂的研讨会从不同方面剖析了《大江东去》的得与失,优与劣,令人耳目一新。另外,北京华录百纳影视公司副总邹安琳宣布以重金购买了《大江东去》的影视版权的消息,并重金征集影视改编剧名。

 
雷达认为,《大江东去》不是出版社炒出来的,也不是评论家吹出来的,而是读者发现的。这样一种对图书的新的认识过程使他对这本书从不重视到看重到阅读至流泪。开头一段关于恢复高考的情节就让他这个有亲身经历的人感动了。雷达说,小说里有一些非文学的东西,作者笔力不错,能抓住人物的命运写,主要人物都具有代表性,比如雷东宝代表集体企业,宋运辉代表国营企业,还有杨巡代表个体的,还有梁思申代表外国资本的。当然他倒不希望每个人代表什么太明显,太明白,这样也不好,但相比那些一般主旋律的作品高举高打的风格,他更欣赏作者这种边缘体的朴素现实的写作。另外,这本书特别擅长对经济活动的描写,而且语言还比较精准,比较紧凑干净的。看了很多写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总结的作品,都缺这个东西,因为作者本身对经济不熟悉,但《大江东去》不同,作者很懂经济生活。这本书里提供了很多经济生活的细节。关于这本书好读的原因,他觉得跟网络写作是有关系的,网络写作有其开放性、互助性和隐匿性,你不知道作者真实身份,他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他压抑了很久,他平常是戴人格面具,在网络上面,把自己的读物特别地暴露。暴露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发泄。网络写作它有很多特点,它一上网络就必须抓住你,网络上你喊一下不行,你抓不住人,马上我看别的去。因此你看这小说的叙述就在不断地塑造悬念,作者对这个很注意。最后雷达认为,他不敢说这是写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好的作品,但敢肯定这是一部很优秀的作品。
 
程光炜认为:初读的时候感受和雷达老师一样,很长时间不习惯读这样的小说,专业评论家们被新时期30年的文学研究,熏陶得非常先锋了,他们看技巧,看这个人物是怎么出来的,它有一套程序,特别职业化。
而实际上这几年他个人经常碰到这种问题,比如路遥现象,路遥在文学史地位不太高,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大学,尤其是学院里,都是很重要的作品。很多人说,他的整个学术项目就放在这部作品上。而且这部作品一直有很多读者。这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被专家们忽视的作家,他反而在那些普通人群中受到尊重,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改革开放30年文学取得很大成绩,但也有一个问题,尤其是现在,整个文学有一个脱历史的倾向。很多职业作家抓不住读者。这肯定是作家的问题,绝对不是文学的问题,也不是读者的问题。现在的职业作家,他们都是在写他们所希望的文学,有时候不太管读者。实际上在新时期的前几年,作家、读者是生活在一起的。而作家一定要抓住有自己时代性的东西。《大江东去》的读者也谈到,他们更多地把文学作品和他们的命运、生活连在一起。他们不像一些职业的读者,会读一些跟他们生活没什么关系的东西,而是从审美的方面要求作品。
程光炜说:“我觉得改革开放30年,不是文学感动我们,是30年的生活感动了我们,这30年,在中国近100年里头也是非常特殊的时期。 我觉得这三十年主要有两个因素很重要,一个是恢复高考,一个是搞市场经济。高考恢复以前的那个时期,是一个禁锢的年代,只有高考和市场经济,把人从那个禁锢里解放出来。我觉得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还没一部小说能概括这个时代。尤其是我很熟悉的生活,我和宋运辉、雷东宝是同龄人。他们从恢复高考开始,获得了一个自由人生。这30年的风雨,我们都经历过,我们都是当事人。为什么没有作家去描述我们?会让我佩服?像《93年》那样?恩格斯说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点。你在极左政治框架中,你觉得它有问题,但放在很广义的历史来看,它是很重要的。就是伟大作家一定要写出典型,什么典型?当时540万人参加高考,只有27万人考上,这就是非常典型的环境,”
因此程光炜认为《大江东去》的作者,是有这个野心的,她是想要写历史,留下一部分生动的历史,她的方法也是边缘体的,文体上可以看出她的企图。她的缺点只是一个非职业作家所暴露的问题,她不太会找一个作家的凝聚点。她更多依赖故事推动事情的叙述节奏,而不依赖人物,但她的贡献是给我们留下很多细节,尤其在经济生活中很多的细节。文学不能搞得太小家子化了。为什么这个网络文学反而把一些专业文学研究者也吸引了,而有很多专业作家作品吸引不住他们,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大江东去》里面尽管还是有一些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但对文学还是要有一个很包容的态度来看待。
 
经济学家仲大军发表了和文学评论家完全相反的看法。作为一个78级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生,先到新华社,后成了经济学家,完全窜行了。但他还是很关心文学。他坦率地说阿耐这么一个作家也不容易,写出这么一个时代,这么一个具有历史跨度的作品也不容易。但他还是不敢恭维,《大江东去》是一部多么伟大多么经典的作品,这部作品给他的感觉,就是一个通俗作品,大众读物,尽管它有一定的受众,打动很多的人。但从一个高标准来要求的话,他感觉到还有很多的不足。因为任何一部真正的力作要反映时代特色,都希望是抓住社会的主线和主流,甚至与重大历史事件结合起来的。而一个40多岁的年轻作家,她对这个时代的把握能力只能让她的小说写得像流水账。他这样说也不是贬低这本著作,是希望阿耐如果她要有更多进步的话,就必须听听不同的意见。说恭维话是害她,对她不负责任,说这番话,真的是出自对作者的爱护。同时仲大军对现在的文艺界出版界也提出了批评,认为不能让我们的文学为了迎合商业,为了挣点钱,就变得低俗。读者们也不要盲从一些网络上点击很高的作品,现在社会是非常浮躁的庸俗的社会,一炒作,一个东西就起来了,一个作家就火起来。于丹讲那个课,就成为名人了,成为富商了,什么东西,在于丹那儿一评就炒作成这样子了。这很不好。
仲大军的发言带来了会议的一个小高潮。
 
评论家白烨认为:仲先生的一些看法,他是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一部小说既要求它的小说要素,又要求它的历史成份,这是矛盾的。对作品的趣味、爱好和喜欢是多元的,你不喜欢,不能排除别人不喜欢,别人喜欢当然也不能强迫你自己喜欢,可以并存,可以求同存异。他认为这个小说确实也有缺点。但是另外一种看法。它的缺点可能就是太过于想总结三十年。太过于靠近历史,这不是小说的作风。但他首先认为《大江东去》是一部近年来现实题材小说之中难得的一部力作。
  白烨认为,作者的描写很丰厚,大致上写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发展和进程,以及这个进程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包括四个人为代表的经济模式,特别是个体经济体制的一种生成、发展、演变。她把改革写了,把开放也写了。她写了经济,还写了政治,写了官场,还写情场。一部作品里头,所涉及的生活内容是方方面面的,达到这样的丰厚度,能够有这样丰厚的生活能量,是比较少见的。尤其是出自于女作家之中,更了不得了。这个场景是长镜头,真正要高瞻远瞩,胸怀远大。作者的描写也很内在。作者她不是一个职业作家,只凭想象去写,她写的不同体制的代表人物,和很多人物的故事,是很鲜活的,很真实的。是带着激情和感情的,里面有感觉和温度的,不是凭想象。因为她有亲历性、见证性、参与性,她才能够把这一切当成自己的故事写出来。这是职业作家写不出来的。
白烨认为,这部小说非有经历不能写,非有心不能写,非有才不能写,作者恰恰三者具备。这就是这本书独特的内容特点。这个作者,她确实有一种大才气。有一种潜在的大才气。
 
文化时评家叶匡政 从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一个被复制的经历谈起,认为《大江东去》可能是像一种新出现的活体复制雕塑一样,试图对社会对历史也采取拿过去,作为一种真实的模具进行还原和复制。如果把社会比作一个面庞的话,过去各种学科对社会历史呈现,也是这种复制。小说过去曾经复制的是脸上最高的部分——鼻梁,这些年来,因为小说整个艺术发生了变化,失去了敏感性,往往是影视倒复制了很敏感的区域。因此他在看这部小说时,并没有想到它的文学性,而是更多地想到了今天国际上非常流行的“分享与和解”两个词。这部小说它至少表达了文学的一种意识,对历史真相的追寻,然后来让读者分享再与时代进行某种和解。一个牧师讲过一句话,“我们总是认为用遗忘换来和解,其实这是不可能的”,这部小说把历史呈现出来,复制出来,比遗忘更能换来和解。我们未来的文学,可能真的要出现一种文史制的状态。阿耐可能是非文学,过去我们认为的这种非职业作家,她这种非职业作家,对历史的兴趣,可能往往超过很多职业作家,所谓对文学性的追求。
叶匡政认为《大江东去》是一部寻求真相与和解之书。
 
文学评论家张颐武发表了洋洋洒洒近万言的发言。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宏大的小说,特点就是长,贡献也在长,它的局限也在长。这本书跟一般很长的网络作品有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写的是非常具体的这30年来中国这个变化。具体得非常实在,是在重力下面的一个作品。是地球引力对它发挥的作为特别大的一个作品。它想概括30年的历史,也是很有趣。,30年中国的变化,是人类历史上少见大的变化,
  它很强,中国人民的命运得到一个根本的改变,100年来中国人的屈辱的历史结束了。这本书倒是写这个历史写得最有力量的书之一。它是一个大河小说,长河小说。都是通俗小说。中国一个情况跟西方不太一样。中国的历史,现在的历史的写实还没完成,现在正好是完成的一个历史机会。所以这个小说很重要。因为中国这段历史太关键了,变化太复杂了,必须要有这样的记录。这个历史太有力量了,太重要了,重要对整个世界来说,中国改变了世界。这两天都在纪念迈克尔·杰克逊,迈克尔·杰克逊在整个世界冷战的最关键的一个后期出现,是一种精神上改变的一个象征。冷战,结束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意义。意义在哪里?改变世界,中国人做贡献。中国人不仅对自己有贡献,对世界也是贡献巨大。中国社会整合资本结合,新的大的历史变化怎么产生?这本书提出了一些想法。中国的变革在这本书里有很好的表现。里面个人的命运都是中国命运的一个反射,他都是有预言性的。
  张颐武认为,30年来发展的路向,就是千千万万中国人写出了“中国梦”,“中国梦想”比什么都强。中国人他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本书就写出了“中国梦”的力度来。中国人怎么改变自己的命运,中国人怎么样创造自己的历史。在这本书它一方面是有很多鼓励,另一方面是有一个最大的肯定力量,就是肯定30年中国人的梦想。尽管它也有很多具体的否定,但它有根本性的肯定,就是这个社会给你梦想。 “中国梦30年”太长了,这本书不必写的这么长,还可以搞得更有力量,但现在已经很好。它是一个原始,疯狂得就像大江大河里带了好多泥沙,大江大河就得带沙。这本书的好处和缺点都是一样的。
张颐武认为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这本书,是为国家树碑立传,这个工作由一个网络的作家,一个不知名的作家来做,其实比很多有名的作家,还要做得有力。她给“中国梦”一个新的形象。
 
畅销书《输赢》的作者付遥作为作家的同行的代表谈了他的感想。
付遥认为:读《大江东去》很安静,很平静。突然发现以往的记忆又回来了。也觉得中国30年变化还没有完,所以这本书,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地对这个时代进行总结。他认为网络写小说,作者是爸爸,网友是妈妈,那孩子就是小说。这个过程是挺快乐的完成的。网络小说,是一种革命。
80后作家蒋方舟则认为:
这本书对他们这一代的人来说,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名词的一个详细的注释。也是一个个体的《人民日报》,她看这本书的时候,会发短信问她妈,黑五类是哪黑五类,还有“地富反坏右敌特”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因为很多历史名词都离她很远,当它出现历史书上面,特别是课本,或者是报纸上的时候,她不会想去问弄懂它是什么。但它出现在小说个人命运里面的时候,牵涉到这个人命运的起伏的时候,她会想弄清楚说,它是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她的记忆里,所接触的课本,或者之类的这种报道里面,都只是一个数字,只是一个百分比增长了多少,然后翻了几番,然后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之类的东西。所有人去用数字衡量得失的时候,就没有去量化个人命运沉浮,个人命运的流离。这本书的作者在计算一个人,一类人,一代人和几代人的无奈。去计算她们的艰辛,去计算他们的不堪。因此读这本书对于蒋方舟来说,还是蛮宝贵的学习经历。另外她觉得这本书,给她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反差,它是一个网络写作,是现在最流行、最时兴、最时髦、最新潮的一个形式,然而却是写一种最古老、最传统、最不时髦的一种文学,是写一部边缘史。这样的反差很有趣。这是一个经过专门文学训练的人都会感到此路不通的写作。 
 
文艺报文学部副主任刘颋从媒体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说,看这本书的确是一件很繁重的体力劳动。现在一些主旋律作品,都是端着写,都是正面进攻,高举高打。从他的创作主旨出发去写的,对描述人的故事,描述人的命运存在着一些比较大的欠缺。《大江东去》在这方面恰恰做了一个弥补的工作。作者本意并没有像我们有些作家那样的,说要建立一种传统的宏大叙事,但是她在人物的故事,人物的命运中,的确把时代的特点和时代发展的轨迹表现出来了。刘颋觉得这个作品应该提交出来去研讨主旋律作品怎么样写才好看的问题,它应该是一个档案。
  今天很多阿耐的粉丝,对这部小说的阅读,其实应该说暗示一种现代文学的写作潜流。也就是说,我们的国家,,现在的网络,现在的民众,在小历史和大历史中,每个人都有表达,可以说是作者和她的网友,她的粉丝共同完成了这么一部巨著。她认为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这样一部作品,应该说相当有时代眼光的。
会议中读者代表罗海芳在发言中认为阿耐的作品一个特点就是“好看”,理由是三点:第一,她的情节非常地引人入胜。
  第二,她塑造的人物,尤其是主角非常地丰满。
  第三,她作品都是紧凑我们时代生活背景。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学生龚娜称《大江东去》为我们还原了30年来,改革群体的风雨历程,为改革的这些闯将们,为这些企业家们的传奇,做了最好的演绎。是一部不亚于教科书的小说。
本次作品研讨会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和长江文艺出版社主办。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刘学明代表主办会讲述了出版《大江东去》的意义;会后,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总编辑周百义对到会的嘉宾表达了感谢,也表示将充分尊重各位专家学者和读者的意见,进一步完善《大江东去》这部作品。
 
          
 日期:2009-07-01 14: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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