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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的首义:长江商报专题报道图书《武汉首义家》
长江商报消息 辛亥革命,生之于心腹,发之于发服,合之于根叶,成之于大树。
    “任何一场革命最终都是民情风俗的改变。”(文学评论家於可训语)。
    我省作家牛维佳最近在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长篇小说新作《武汉首义家》,正是着力于从首义风俗史的角度,反映这段历史对湖北各层面的影响。小说并没有直接描写革命军与清军在战场上刀枪对阵的激烈场面,而是将视角对准武汉三镇普通市民,通过对谦泰衣帽庄雇主、店员、主顾等生活的变迁、命运遭际以及民间服饰、风俗变化的描写来侧映革命的大潮。
    “我的创作初衷是,从民间的视角去描写在这一背景下的普通武汉人,以及他们想的与做的。”牛维佳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他的同题中篇小说《武汉首义家》和《十八星旗,高高的》早在十年前就发表了。直到辛亥百年盛典的今年,他在此基础上续写了被誉为“描写武汉小人物的首义”的这部长篇小说。
 
访谈
历史中的革命者,更多时候就是我们平常人
 
锐读:这部新作通过风俗史来反映革命的深厚根源、发生及走向,这不能不说是对某些历史叙述主流写作模式的一种反叛或冲击。您觉得自己是在用举重若轻的手法写历史么?
 
牛维佳:以往的许多革命题材的历史小说大多从正面去写革命的发生发展,由于受制于正面人物正面形象的“规范”模式,很难展开对人性生动的描写,因此会出现苍白和模式化,出现大而空的现象。从小人物入手就没有这些讲究和顾虑了。
    此外,历史真实中的革命者,其实更多时候也就是我们平常人,他们富于牺牲精神也是出于人文的良知。当我们有了这样的还原之后,我们才能把作品写入人性的深处。在我的作品讨论会上,武大陈美兰教授说到我的这种写法是“举重若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从小人物入手就应该亲近民俗民风,不然人物写得是飘的。
    我没想过对传统的历史小说叙述模式的背叛,只是觉得历史小说本来就应该这样写。读者读的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人物故事。如果作家把今天的生活、习俗、语言、礼制、名称等等张贴在历史小说上,就肯定没了历史味。想读历史小说的读者就会大失所望。如果真有人愿意读,也是其意不在历史,而是捡了故事来消遣。我的作品没有过于考虑这些读者。
 
 
锐读:当在锐意进取的革命党人和文化精英开始摆弄“共和”这个魔方时,多数人的变化是迟钝和微妙的。也就是说革命的影响会是渐进反映在社会各个个体身上。您在写作中是如何处理这种渐进式的影响的?
 
牛维佳:清帝退位后,不但袁世凯的势力与革命党存在着对立,就是在革命党内部也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权力和利益经过洗牌又开始了重组。辛亥革命中,在两种代表利益的一端,被代表的一方是普通的民众。被代表自然是他们的从动性,他们对革命的支持既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又是出于对社会基本道义的维护,是按照生存的法则决定自己的取舍。所以“他们多数人的变化是迟钝和微妙的”与“渐进”的。小说中的洪山恩等人代表了市民中的几种类型。他们在面对革命后起义军内部的分裂,出现过犹豫和徘徊,只是凭借朴素的情感和多数人的利益趋向本能地判别是非。从这来看他们不是自觉的革命者,还有许多封建和陈旧的东西影响他们的判断。这反映了封建社会根深蒂固和推行一场社会革命的巨大阻力。因此,他们的觉悟和社会的进步只能是渐进的。
 
 
“服装之首义”的影响是巨大而普遍的
 
锐读:小说中说:“辛亥革命,生之于心腹,发之于发服,合之于根叶,成之于大树”。当年新式服装之所以迅速流行,并传播了革命的种子,您认为有哪些原因?
 
牛维佳:清政府腐败已极,早为国人所不齿。革命之初,民众借剪辫子和换掉满人的长袍马褂,这些反映了民众誓死反清复汉的决心。一种新式服装的出现并不那么简单,它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而普遍的,渗透了社会的所有角落。正如当时市民们所说的,是“服装之首义”。
 
 
锐读:当年千家街开了最著名的首义家服装厂,这有什么史料依据?历史上真如小说所描述的,武昌率先发起了一场“服装首义”么?
 
牛维佳:起义之初,武昌城里有许多民众寻找汉装以取代清朝的黄袍马褂,千家街的衣帽庄出于反清的目的立即抓住了商机。一时间确有一些颇富创意的“新汉装”应运而生,影响颇为广泛。这都是史实。其他省份响应武昌起义在后,即便也有了新汉装,自然也不会比武昌更早。这是推论,实情已无可考。
 
 
锐读:首义家服装厂老板洪山恩不赞同宋先生所说的实业者应在唤起民众之觉悟和促进政体之改进上发挥更大的动能,而认为布衣百姓好好找个事做做就是为社稷造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的平民商人之于革命和社会发展有何作用?
 
牛维佳:在晚清这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就一直存在。洪山恩的主张就代表了许多实业家的想法,即所谓实业救国。如果按照富民强国的逻辑,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当时,清政府不仅镇压革命党,就是对立宪派的宪政诉求也是虚以应付,反而进一步实行集权,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阻碍。由此可见,清政府已经到了非推翻不可的地步。而洪山恩实业救国的想法只是实业者幼稚的愿望。所不同的是,他之所以有了这种想法,是因为在“二次革命”后,因起义军的分裂而对革命的失望,并一度产生了对政治的厌倦。
 
 
 
共和胎生的阵痛,是当时的中国无法避免的
 
锐读:决意投身革命的徐世华谈到将来说,“皇帝不会再有人做了,天下太平和睦了,人也更礼貌文明……江上会有很结实的水泥大桥,跑的都是山一样高的洋轮,地上跑的是汽车……那个时候强者不淫威,弱者不被欺,各安其业,各得其所,邦兴国强……”很多设想现在实现了,但这显然与他们这些革命前驱的献身有关。您在写作时对他们投入了怎样的感情?
 
牛维佳:一个全身心投身革命的人必然是有其远大理想的,如果没有这些理想的激励,他们绝不会勇于牺牲而在所不辞。也正是这些信念和期冀,使得这些革命者推动了时代的进步。一百年过去了,武汉三镇一变再变,远远超过了徐世华的想象。不用说,这种变化还将无限地延续下去。也许有一天后来者渐渐地模糊了对于往昔的记忆,但我敢说,那些先驱们的目光却一刻也不曾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就在武汉的青山绿水之间。
 
 
锐读:小说也写到了这样的情形:辛亥起义后几经动荡,人都分了流,各种各样的想法、五花八门的做派都呈现出来。这是一种必然么?
 
牛维佳:当时的起义者,鱼龙混杂,动机各有不同,大敌当前,共同的利益把他们结合到了一块。可当他们的敌人消失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便突显了出来。此外,许多人的思维并没有翻新,他们反对专制却又产生了新的专制;他们反对权威,没了权威却又无所适从;他们追求共和,共起和来又都看着对方不对劲,所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说到底是中国的大车厚载着封建的重物,拖不动又卸不掉,要想跨步由工业革命而产生的资本主义文明之旅,路途还太远。这种乱象就是共和胎生的阵痛,是种割舍和剥离,是当时的中国无法避免的。所以明眼人都知道,有些事你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有些事却不能相信,而是需要琢磨的,因为那是乱象。
 
 
辛亥革命融入武汉人性格中的,是“武”和“侠”
 
锐读:辛亥首义是武汉的名片之一,您最近的一篇创作感言《武汉人与辛亥革命》在各大报刊、网站上转载传播。您觉得,武汉人的品性在辛亥首义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辛亥首义究竟给武汉这座城市的文脉注入了什么东西?
 
牛维佳:武汉人性格的暴烈和骂人之剔透是名扬四海的,推想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时的武汉人,应该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只会更着一笔重彩。因为清政府丧权辱国,掉尽了国人的底子,蛮烦人!武汉人要是觉得谁烦,就会用最丑的话骂他,拿最老的拳头赏他,连打带骂。当时的清军想必受到了这样的待遇,虽然我未曾所见,但我一点也不怀疑。
    武昌首义是我们武汉的光荣,放在今天看,它的文脉注入的恰恰是它的“武戏”,正应了“因武而昌”这一地望。这又说到了武汉人斗狠好胜的生性,他们津津乐道的凶悍和仗义,相信他们自己也会认同的。我猜想辛亥革命的光荣历史融入武汉人的文化性格中的,应该是“武”和“侠”吧。
 
 
锐读:这部作品的时间跨度只有五年,从辛亥革命爆发到袁世凯称帝后退位。据说您曾有计划一直写到今天,呈现市民在连续转换的体制中经历的渐变的生活。后面还会继续写么?
 
牛维佳:是的,在优先完成另一部作品之后,我就会续写《武汉首义家》的第二部作品,然后是第三部第四部一直写下去。我对武汉比较了解,不写就浪费了感觉,我预感到更精彩的作品还在后头。有一点不会变,这就是继续写普通的武汉市民,因为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长江商报记者 卢欢 采写
 
《武汉首义家》
 
牛维佳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人物名片
牛维佳,主要笔名戴甲,曾有13年军旅生涯,现为湖北省作协专业作家。1980年代初从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撰写,并参与了中共党史重点历史丛书《中国工农红军南方三年游击战》等书籍撰写工作。1987年至今从事文学工作。先后在纯文学期刊发表各类小说作品,并出版中篇小说集《从今尔后》、《流光送影》(上、下集)以及诗歌、散文、纪实文学、文学评论、文学剧本等数百万字。
 
内容简介:
辛亥首义后,许多武汉民众出于“反清复汉”的需要,纷纷剪掉辫子换掉满族人的长袍马褂而寻找汉装,有的干脆就穿上了古戏装。武昌街头一时纷繁出新,五花八门,光怪陆离,像个大戏台。谦泰衣帽庄二老板洪山恩出于正义感一度参加了义军,又以商人的敏感觉察到了商机,克服了种种困难,从作坊式经济迅速提升为大机器规模化生产,设立首义家服装有限公司。在这个社会剧变中,洪山恩等人也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婚姻、习俗等社会观念全面的冲突和转变。
 
  来源:长江商报         
 日期:2011-10-14 1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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