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敖，耶鲁大学博士，现任美国维斯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东亚学院副教授。学术论文曾发表于《哈佛东亚学报》《中国文学研究前沿》等刊物，写作的章节收入《哈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如何阅读中国诗》等书。曾获安高诗歌奖，《人民文学》和《诗建设》等杂志的诗歌奖，并译有《读诗的艺术》《人之链》等。

王治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为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教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唐宋文学与诗学等。与曲景毅教授合作出版专著《唐诗艳逸品：唐诗中的女性书写》。发表文章有《大历联句酬唱的“学问化”倾向及其诗歌史意义谫论》等多篇。

本章的中心人物为中唐文学世界的两位文化名流：元稹和白居易。虽然他们常常为现实中的地理距离所阻隔，但二人在其动荡的一生中都保持了相互信赖与仰慕的关系。他们把这种关系转化为文学表达，并让唐帝国的众多读者为之倾倒。然而，我们所要讨论的中心，却是两位诗人所采取的奇妙的方式：他们运用其文学天赋和地理学才能来创造出了一个共有的文本空间，以对抗帝国空间的物理扩张。他们在此空间中密切交流，有时表现出惊人的“同步性”，有时形成巧妙的对照，有时又会形成巨大的合流。因此，他们共同的文学追求成为中唐空间-诗学想象的多功能效用的有力证明。

白居易为唐代诗人中存世诗篇最多者。他的杰作诸如《长恨歌》《琵琶行》等，位居中国文学史上最广为人知的篇目之列。元稹现今并没有如白居易同等的声誉，但是作为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文学家，他在中唐时期被广泛认为与白居易不相上下。除了诗作，元稹也是《莺莺传》的作者，此篇被认为是唐传奇中最好的作品之一。在他们的一生中，白居易和元稹建立了长久的创造性伙伴关系和传奇性的友谊，在中国文学史中可谓独树一帜。他们创作了大量唱和诗作，故此被并称为“元白”。

诸多学者和批评家都撰文对两位诗人的文学成就进行讨论，或者是分而论之，或者是作为组合进行研究。白居易是二十世纪学术界讨论最为深入的三位唐代作家之一，另两位是盛唐诗人李白和杜甫。关于元稹的研究成果，尽管由于其声誉稍逊而略有不足，但依然涵盖了其生平与写作的几乎各个方面，包括他的政治与文学活动，他在不同文类中多样化的风格试验，以及其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尤其是，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了二人紧密且颇具浪漫色彩的文学联合。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学者，都反复地对二人的交游进行考察，予以赞誉并将其神秘化。迄今，因二者创作与表现所塑造的“元白”形象，在人们想象中成为古人“知音”理想的完美体现。然而，他们的唱和诗篇中远被忽略的地理维度，将成为我们理解“元白”这一文化综合体的另一重要的层面。

我将“元白”这一文学组合的构成中所包含的地理学因素称之为“交互地理学（interactive geography）”。两位诗人在充满地理信息的空间想象中，发展出诸多文学样式、理念和技法，并在其诗歌唱和中加以运用。这些想象，或是从诗人目阅耳闻的地理知识中唤起，或是出于他们在金戈铁马的帝国扩张事业中的一种构想。无论是何种情形，这些想象都呈现为两位诗人协同创造的文本空间中诸多地名的并置、对照和联系。当他们旅行或写作之时，诗人们将个人或集体的生活或身份意识凝练为种种富有空间意味的语汇，以暗寓他们意蕴丰富且彼此交互的地理描述中所共有的类同性，并共同创造了反映二人跨越地域、影响全国的文学声誉之诗学地图。他们的思维方式具有生动的空间图景，他们的表达方法亦明显地富于地理学特色。最终，两位诗人从急剧扩张的地理世界中拣择并调用种种资源，来服务于文学创作，从而赋予两位诗人间的互动及其与更为广阔的文学群体之间的交流，以颇具感染力的文本形态。

下面，我将首先从他们各自的地理学理解与经验入手，考察元稹和白居易独自的作品，作为后续谈论二人唱和作品的导引和参照。我将继而分析元白在809年写给对方的两首诗，当时元稹在赶赴四川的途中，而白居易则在京城。两首诗，题为《梁州梦》和《同李十一醉忆元九》，均提及他们所在的地点，并巧妙地契合了彼此在各自空间活动的时间点。两首诗的这种地理上的“同步性”，表明他们根据头脑中的地图追踪彼此行踪的意愿和能力，以及他们要通过唱和诗来表达更为广阔的文学群体之野心。元白“交互地理学”的更加高级且复杂的例证，是他们创作于810年代中期的两首长篇唱和诗，当时元稹正在通州（在今四川省），白居易则在长江下游的江州。它们是白居易的《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开州韦大员外庾三十二补阙杜十四拾遗李二十助教员外窦七校书》（简称《东南行》）和元稹的《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简称《酬东南行》）。在这两首最为知名但并未受到充分研究的诗篇中，白居易对江州的长篇叙述，与元稹对江州和通州两地同样详尽的长篇描绘相匹敌。在元稹的诗篇中，他在奇数句描述江州，偶数句描述自己所在的通州，且次白诗之韵而为之，从而把元白诗学空间中本来毫不相干的两处南荒边地扭结在一起。最后，我将考察元稹和白居易是如何通过彼此唱和的文学写作与誊写，来追踪、变换，并将其旅行路线戏剧化的。我也将考察，元白如何通过这种唱和，勾勒出了一幅超越于现实边界的文学帝国舆图，以成就其无与伦比的文学声誉的。

 

元稹与白居易各自诗篇中的空间地理学技巧

 

空间地理学（spatial-geographical）技巧，乃是元稹和白居易各自诗学武库的重要装备。旅行和地理阅读的个人经历，让他们的诗篇具有了独特的空间深度，巧妙地塑造了他们描绘其人生和行旅的方式。本节，我将对两位作家穿行于唐朝空间时创作的若干诗篇展开细读。它们以各种方式引入了唐朝的地理学，从而在诗篇中采用了不同的技巧来将自己的个人经验空间化。本节要讨论的作品与二人的唱和诗有所不同，它们是独立的诗篇，而非协同创作。然而，它们对笔者的分析却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所展示的地理视角和空间技术，成为“元白”唱和诗语境下更为复杂精妙的地理活动大厦的重要部件。

我们先看元稹，他于地理学浸润颇深，且精擅舆图之学。在三十岁之前，元稹从未离开北方腹心地，他的地理学知识很可能来自广博的文本研读。在809年，迁谪四川的经历，让他首次有机会深入更为广阔的地理世界。在他离开熟悉的京畿愈行愈远的途中，元稹见到了从前阅读到的山川叠嶂，顿觉耳目一新。他在小诗《嘉陵江》中记录了其中一处胜地：

 

秦人唯识秦中水，长想吴江与蜀江。今日嘉川驿楼下，可怜如练绕明窗。

 

首两句，诗人将自己认定为古秦地之人，他的实际地理经历也仅限于此。尽管他“长想”吴江蜀水，却只能在舆图和地志中与之冥会。他广博的地理阅读和贫乏的地理经历之间的强烈对比，激发了诗人的好奇，毋宁说是焦虑。第三句从往昔的畅想中回到现实。此时，“纸上谈兵”的地理学家终于幻梦成真：汩汩江水自窗下流过，如同似乎伸手可触的素练。地图上遥远的地名甫入诗人耳目，便激发起强烈的快感，让诗人感到愉悦。诗中所示，正是诗人赶赴遥远的蜀地贬所途中体验世界的方式。常人首次经历如此长途的行旅，大概会觉得孤独、畏惧，而元稹却因实地见到了安居长安时一度让他心醉神迷的地理景观，而觉得畅快异常。

这首诗中不仅仅表达了个人愉悦。秦地和吴蜀江水的巧妙并置，让我们想到杜甫吟咏蜀道舆图中的诗句：“吴蜀水相通。”笔者在第二章已有所论析。在杜甫的诗篇中，诗人跨越了文化屏障，将历史上裂地而封的吴蜀两国联系在一起。这里，在元稹的冥思中，对超越地域的江水的想象，表达了更加个人化的意图。它创造了帝国不同区划之间的联系感，从而构建了一幅视觉画面：旅人穿行于彼此有机勾连的地理空间中，这些空间既未经发掘又让人倍觉亲切。地理学由此渗入元稹的诗学创造之中，抚慰了诗人旅途的焦灼，赋予了他的个人情绪以空间化的表达。

随着元稹继续赶赴行程，对友人的殷切思念淹没了初来异地带来的新奇感。借助地理学家的敏锐眼光，他在《骆口驿》（809）一诗中以隐晦的空间术语勾画出个人情谊的地图：

 

二星徼外通蛮服，五夜灯前草御文。我到东川恰相半，向南看月北看云。

 

此诗来自令人愉悦的巧合。在元稹赶赴四川途中，他在骆口驿的墙壁上，发现了白居易和另两位至交李逢吉（758-835）和崔韶（生卒年不祥）数年前题写的诗句，遂决定在后面续上自己的诗篇。元稹并没有将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倾泻无余，而是冷静地呈现了散居各地挚友们深夜办公的视觉化场景。李逢吉和崔韶这两颗“星”，很可能还在南荒谪所研讨边防政策。白居易，元稹最好的朋友，想必正在京师昏暗的灯烛下替皇上草写诏制。元稹自己，则正在两处彼此悬隔的地点之中途。他仰望天空，为自己能够同时看到徘徊南天的明月和笼罩北空的浮云，而感到片刻的庆幸。

在这首小诗中，元稹通过隐晦的空间术语传达个人情愫，以自身和友人之间的空间距离，作为内心深沉而难以言说的情绪的隐喻。然而，与此同时，通过将彼此悬隔的地域“蒙太奇”式地并置于统一场景，诗人以高超的诗艺，唤起了对异地同时的强烈感触。散居于帝国各方的伙伴们，都在这深夜时分黾勉朝政。这一念想，登时为这幅生动的诗学地图赋予了群体意识，将诗中传达的个人情谊转化为更大层面上对朝廷的热忱。如是，旅途中的驿站不仅是维持文学群体成员彼此联系的连接点，而且成为将帝国中央、半边地和南荒边地绾结在一起的纽带，从而具有了更为重大的意义。

818年，元稹再次将其敏锐的地理意识和空间化文学技巧联系了起来，搬演了一出表达对白居易切切殷思的舞台剧。此诗题为《水上寄乐天》，作于兴元（今陕西省汉中市），后来寄给了远在江州（今江西省）的白居易。此诗蕴含了通过诗歌形式，在地理想象和创新之间新建立的和谐关系，预示了元稹后来与白居易之间的唱和活动：

 

眼前明月水，先入汉江流。汉水流江海，西江过庾楼。庾楼今夜月，君岂在楼头。万一楼头望，还应望我愁。

 

元稹将几个地名组织为流畅的诗行，展示了他对兴元和江州之间地理风貌知识的熟稔程度。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长江流域的广阔图景：兴元之水汇入汉江，然后汇入西江。西江穿越江西，然后直到东海。绵延不断的江流，正是诗人对友人殷切思念的隐喻。他想象友人此刻也正伫立江边，凝望着为波涛山野所悬隔的自己。

似乎为了赋予奔涌的江水更多的力量，诗人采用了“顶针续麻”的修辞格，反复地重复上一行中出现的字眼。这种铺排字句的方式，模仿着地理想象中前波后浪交叠相续的江流，合文学与地理学之力量，将读者的视野一点点推进到白居易的据所。这一文体手段相当程度上是元稹的创造。正如清代批评家吴骞（1733-1813）所指出的：“此格古今极少。”更少有人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地域之间的连续感和友朋之间的相互联系。仅仅通过几个过渡，那些江水和地名就营造出了抚慰人心、动人心魄的诗行。这些诗行，如同是元稹和读者们脑中地图上的连线一般，在地理学和诗学的层面，将各个时空连接了起来。这一技巧和上文提到的其他空间技巧，将成为元稹与白居易诗歌酬唱的重要基础。

白居易也致力将广阔的地理想象折叠入简洁的诗行之中。尽管他并未像元稹那样以制图学家闻名，白居易也是当时最富旅行经验的诗人之一，对沿途的文化地理展开了细致的观察。白居易青年时代就随父亲游历中国南土，在长安经历短暂的稳定仕途之后，再次来到南方。他的足迹遍布今天的江西、四川、浙江和江苏诸省，晚年又回到长安和洛阳。当他穿越帝国南疆之时，白居易发展出自己的方式，借助地理学以达到独特的诗学效果。通过这些创作，白居易将自己的地理学经验重新组织起来，塑造了一个身居动荡世界的行旅诗人的形象。

《朱陈村》（约808年）一诗提供了生动的范例，此诗是白居易在迁葬外祖母的途中所作的一首自传式诗歌。《白居易诗集校注》卷十，第779页。诗篇在理想的村居生活和自己流离的行旅经历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下面是诗人感慨自身动荡身世的部分：

 

忆昨旅游初，迨今十五春。孤舟三适楚，羸马四经秦。昼行有饥色，夜寝无安魂。东西不暂住，来往若浮云。离乱失故乡，骨肉多散分。江南与江北，各有平生亲。

 

此为诗人对自身经历高度浓缩的叙述。数字被运用在工整的对仗中：十五年漂泊在途，三遭适楚，四次经秦。“东西”的方向词先是和“来往”相对仗，接着又与“江南与江北”的区域相对。这段文字以脑中地图的形式勾勒出其个人生活的轨迹与多次的懊恼经历，展现他数次到访的广阔地理疆域，每一次迁徙都会让无边天地中漂泊的诗人形象愈显凄凉。

白居易在《洛中偶作》中继续发展了这一主题。“洛中”是指以东都洛阳为中心的一片区域。824年，白居易自杭州刺史任被召返洛阳，担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一职。此诗作于诗人五十多岁之时，白居易继续了他以地理形式组织的自我形象塑造，并自得于自己游历诸地的地理见闻：

 

五年职翰林，四年莅浔阳。一年巴郡守，半年南宫郎。二年直纶阁，三年刺史堂。凡此十五载，有诗千余章。境兴周万象，土风备四方。独无洛中作，能不心悢悢。今为青宫长，始来游此乡。徘徊伊涧上，睥睨嵩少傍。遇物辄一咏，一咏倾一觞。笔下成释憾，卷中同补亡。往往顾自哂，眼昏须鬓苍。不知老将至，犹自放诗狂。

 

诗篇的前半部分，白居易将他曾游历的地名或担任的职位，消磨的年岁，作为诗人的成长历程，缀合为联绵的对句。这段文字将散落各方的地点罗列出来，包括浔阳河所在的江州，巴郡所在的四川，京都长安和诗人曾任刺史的杭州，令人称艳。诗人罗列职任和地名的诗行，表达出人事变迁和动荡不安之感，然而最后的两联却舒缓了动乱仕途引发的焦躁情绪。白居易的地理成就，为他蹉跎簸荡的仕履带来些许补偿：他研习当地土俗，考察地方文化，了解地理风貌，故而不无自负地将境内“万象”与“四方土风”形诸诗章。正如批评家陈允峰所指出的，这些诗行概括了白居易地理经验和诗歌主题之间的密切关系。

接着，此诗从过去的经验戏剧性地转向对未来的展望。然而，作为一个称职的官员，诗人并未在这里发表政治感言。他的志向直白而单纯，就是尽多地写作关于洛阳地貌的诗篇，正如他在之前职任所做的那样。他将描摹伊涧之水，嵩少之山。他将周览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并题咏那些引人瞩目的地点。他将尽其所能地进行写作，好像要完成一部关于本地地名和文化的小型百科全书。唯其如此，他才能从往日的懊悔中得到解脱。最后，正如末句所声称的，这些诗篇将是他人生价值之所寄：“不知老将至，犹自放诗狂。”总体来看，此诗继续开拓了《朱陈村》的主题，讲述白居易在多年迷惘岁月中对秩序、意义和多种超越方式的苦苦追寻，以及他将此追寻化为诗篇的意识与不懈的努力。终于，他在书写地理与文化中为这一追寻找到了归宿，这些书写成为中唐时期高涨的地理意识的另一反映。

 

诗学空间中的地理同步

 

诗学疆域中空间-地理因素的谐振，赋予元稹和白居易各自的写作独特的感染力。然而，正是在他们的酬唱诗中，这些因素才混合起来，发展为一种成熟的文学现象。这些因素使得诗人们创造出新的文学空间，他们在其中以诗学同步（synchrony）的戏剧性场景，培养起传奇性的友谊。

体现这种地理同步性的诗篇，便是元稹的《梦梁州》和白居易的《同李十一醉忆元九》。它们曾作为一组唱和诗得以流传，但却是极具戏剧性地出现在白居易之弟白行简（776-826）所作的一则故事中。为了充分理解两首诗在当代读者中引起的戏剧效应，我将首先介绍白行简的记文。

白行简所讲述的故事和另两则故事放在一起，被题为《三梦记》。故事讲述了元稹在赶赴四川的途中，梦到白居易在长安游赏的经历，令人惊奇的是，这一梦境和白居易的真实行踪相符，而白居易也恰在同日写了一首记述元稹旅程的诗：

 

元和四年，河南元微之为监察御史，奉使剑外。去逾旬，予与仲兄乐天，陇西李杓直同游曲江。诣慈恩佛舍，遍历僧院，淹留移时。日已晚，同诣杓直修行里第，命酒对酬，甚欢畅。兄停杯久之，曰：“微之当达梁矣。”命题一篇于屋壁。其词曰:

“春来无计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

实二十一日也。

十许日，会梁州使适至，获微之书一函，后寄《记梦诗》一篇，其词曰：

“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入慈恩院里游。属吏唤人排马去，觉来身在古梁州。”

日月与游寺题诗日月率同，盖所谓此有所为而彼梦之者矣。

 

  在白行简的《三梦记》中，另两则故事以“志怪”的文体写就。他们讲述了诸多主人公如何不约而同地做了彼此关联的梦，但是两则故事中，作者均未在场。对于中唐读者来说，“元白”之交游，和其他两则故事中的心灵感应，都传递出鲜明的神秘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