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心灵外史》《借命而生》等，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等。

在我大学时认识的那些狐朋狗友里，后来混得最差的叫安小男，混得最好的叫李牧光。这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多说的，人嘛，都有混得好的和混得不好的。尤其是如今这个年头，两个阵营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几乎有变成两个物种的趋势了。不过我想指出的是，混得最差的安小男原来可没有那么差，相应地，混得最好的李牧光原来也没有那么好。他们在学校里的状况和后来的境遇恰好相反。当然，这也没什么奇怪的。社会嘛，通行的标准肯定不是上学时的那一套，否则“混”这个词也就没有那么准确而传神了。

那么我想说的究竟是什么呢？恐怕是安小男和李牧光之间那段奇特的雇佣关系。

还是先介绍一下安小男。他本来跟我不是一个系的，念的是“电子信息和自动化”，但是宿舍离我很近，就隔着一个水房。对于理科生，我们这些读文科的往往有一种偏见，认为他们大脑发达但是思维狭隘，生活很没有情趣。当我们像孔雀开屏一样每天不知道瞎咋呼些什么的时候，他们却在实验室里吭叽吭叽地埋头干活，课余时间也就是守在电脑前面打游戏或者下“毛片”。埋头干活是为了拿学分，打游戏是为了放松大脑，下载“毛片”是为了在右手的帮助下抚慰肉体，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有着简单而明确的目的。也就是说，做什么事情都必须要“有用”，这是他们普遍信奉的生活哲学。然而安小男却好像和大多数理科生不一样，他跟我熟起来，恰恰是通过讨论一些“没用”的话题。

当时正是在盛夏天气，学校的考试季快到了，我闲散了一个学期，如今只好捧着复印来的笔记到图书馆里死记硬背。这种工作是很折磨人的，往往还没有背上两条名词解释，我就会不停地打哈欠、流眼泪，然后不得不跑到楼下去抽一颗烟。一颗不够就两颗，两颗不够就三颗，其间还要喝汽水买零食，再瞄两眼穿得比较暴露的女同学，一个晚上下来，浪费的时间肯定要比背书的时间长得多。有一次正坐在水泥台阶上发呆，背后忽然有人叫了我一声：

“这位同学。”

一回头，便看见一张又瘦又黄、胡子拉碴的脸，让人想起北京人用来搓澡的老丝瓜。我想了想，似乎是在宿舍楼道里见过这人的，便问他：“有事儿吗？”

“你是历史系的吧？”

“是啊，咱们共用一个厕所。”

“你对中国历史一定很有见解。”

“至今还比较懵懂……期末考试可能会挂。”

他又说：“那么就是说，你主要在研究中国社会的当下问题喽？”

我有点儿被搞晕了，但也只好敷衍道：“这就更不是区区不才所能关心的啦。”

这人却热情地一拍我的肩膀：“你太谦虚啦——咱们谈一谈怎么样？”

说完就一屁股坐在了我身旁的台阶上，瘦膝盖尖锐地顶到下巴上，脸却四十五度角上扬，呈现出一副很有情怀的样子。我更加惶惑了，同时还稍微有了一点不安，不自觉地把身体往另一侧挪了挪，问他：“你想谈什么呢？”

“谈一谈中国的历史、现状，以及中国会向何方去？”

“这也太宏大了吧。”

“那么就谈谈中国人的道德问题好了。你觉得当前的形势是不是很严峻，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体系是不是失效了？”

面对他那诚恳而热情的目光，我吭叽了半天，说：“这又太抽象了。就算我想谈，你又让我从何说起呢？”

“怎么会抽象呢？我的问题非常具体，而且离每个人都并不遥远。”他说着，突然把手往半空中的某个方位一扬，“比如说那里，很可能就存在着严重的道德缺失。”

我顺着他的手，也朝斜上方四十五度角望了过去。我看到远处的围墙之外，一幢碉堡般的建筑物耸立入云。那是我们学校的“三产”，一个在中关村乃至全北京都很著名的电脑城，里面每天川流不息着形形色色的高科技二道贩子。而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来钟，电脑城通体黑黝黝的，只留下顶端的一圈儿航空警示灯正在有规律地明灭着，仿佛这幢大楼正在呼吸。分明是指路明灯，他是怎么看出道德问题来的呢？

“恕我肉眼凡胎……”

那人一拍膝盖，“咳”了一声，语速飞快地对我讲解起来：“国家规定，离地高度90米以上的建筑物航空警示灯，其闪光频率应为每分钟20至60次之间，有效光强不低于1600坎德拉——坎德拉也就是一种光学上的计量单位。然而根据我的实地测量，这幢大楼上的警示灯是每四秒钟才闪烁一次，也就是说每分钟只有15次。更危险的是，光强也根本没有达标，在下雨或者大雾天气，很难对几百米上空的飞机起到提示作用。我还查了一下，国内生产信号灯的厂家很多，达到法定标准也并不需要多么先进的技术，那么采购的人为什么非要选择这种不合格产品呢？这分明就是拿了回扣嘛……这不是腐败又是什么？而腐败的根源难道不是道德败坏吗？”

作为一个高中“分科”以后就没有再翻过物理课本的人，我固然对他的那些技术用语感到糊涂，而好不容易听明白大概意思之后，糊涂的感觉却越发加剧了。我仍然想不出来几盏劣质信号灯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说句不好听的，就是真有一架飞机晕头转向地撞上了我们学校的电脑城，那儿离我睡觉的宿舍也还远着呢。进而，我不得不把眼前这位仁兄归入了“校园神经病”的行列。在我们这所号称兼收并蓄的大学里，这类人还是比较常见的。其中的女神经病症状倒还温和，顶多是到比较英俊、比较有风度的老师（比如中文系的一位著名诗人）课上去发发春，当堂朗诵几首题为“翡冷翠”或者“我底爱人”之类的诗歌什么的。男神经病就要激烈得多，我在上“中国思想史”这门课的时候，曾经见过一个长相很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超实用主义民间哲学家”，他提出了一个论调，说的是应该把社会上那些“没用的人”统统消灭，肉做成罐头，脂肪用来生产力士香皂，皮拿去做鞋。他宣称，如果国家采纳了他的建议，那么民族的伟大也就指日可待了。然而所谓“校园神经病”大多数是一些半流浪状态下的旁听生，还有那些考了几年研究生都没考上的落榜者，年龄也都三四十岁了，而这人明明是个热门专业的在校生，他发哪门子神经啊。

更加让我纳闷并且懊恼的是，图书馆门口进进出出这么多人，他干吗非要找我来“谈一谈”呢？难道我看起来比别人精神不正常吗？

于是我截断了他的话头：“打住打住，我可没工夫听你瞎咧咧。”

“我知道你是个谦虚而低调的人。”他居然露出了委屈的神色，“如果你觉得我的分析不够深入，没有触及本质，你可以反驳我，但不能把我扔下不管呀。我确实很想听听你的见解。”

听起来好像我对他、对中国社会负有多大的责任似的。我差点儿急了：“凭什么呀？你想跟我聊天我就必须得陪你聊吗？这不是牛不喝水强按头吗？你把我当什么了？‘三陪’？你给我钱了吗？”

对于我的一连串问话，眼前这人却不慌不忙，从随身携带的旧帆布包里拿出一摞书来。上面的几本分别是《中国大趋势》《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何以说不》，而压在底下的那本则名叫《谁敢不让中国说不》。看到那色调花花绿绿，仿佛刚拍扁了一只老鼠的图书封面，我突然傻了眼，又好像明白了什么。

“这难道不是你的著作吗？我在楼道里见过你连夜整理书稿。”

他没说错，那本跟风烂书的确出自我手，但这么说又有点不全面。事实的情况是，我在上个学期想和女朋友郭雨燕去九寨沟旅游，顺便在路上把她给“办了”，便经人介绍从一个书商那儿领了这个活儿，打算用挣来的钱支付路费、门票和宾馆的房费。书里面的内容全是我到网上扒下来，再胡乱拼贴到一块儿的，至于署名，我给自己取了个颇有“民国范儿”也颇有自知之明的笔名，叫“老放”——比起“老舍”和“老残”，我所干的事儿和通篇放屁也没什么区别。顺便说一句，这本《谁敢不让中国说不》刚一上市，雇了我的书商就破产跑路了，说好的报酬也没给我。又过了没多久，郭雨燕认为我这个人既无能又言而无信，一怒之下把我给踹了。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还导致我在考试的紧要关头遭到“热心读者”的滋扰，这都是什么事儿啊。

与此同时，我又想到了前女友郭雨燕那小狐狸般的眉眼和一对大胸，不免感到了真诚的哀伤。我站起来，茫然四望，想找个由头甩开身边这人。恰好这时，我的身后又扬起了一个清脆的声音：

“咦，你怎么会认识他这种怪胎？”

我再次回头，看到的却是我的表妹林琳。她是比我低两级的数学系学生，长了一张白白嫩嫩的娃娃脸，眼睛又黑又亮，眼窝还有点儿异族风情的凹陷，看起来好像用气枪“砰砰”两声，把两颗葡萄打进了一坨奶油里。兄妹两人都考进了同一所著名的大学，这很可以被传为一段佳话，也说明我们家族的基因比较优秀——可能主要来源于我姥爷那边儿，他当过“反动学术权威”嘛。然而我这个表妹自打入校伊始，就对我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几乎见面如仇人。当然，我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我曾经以林琳为诱饵，勒索那些暗恋她的傻小子们请我泡酒吧、打台球、到小西天的中影公司放映厅看进口大片，甚至还打算召集全体有姐姐妹妹的男同学，组建一个“换亲俱乐部”，把“因为太熟而不能下手的资源”转化为“可以下手的资源”。林琳在毫不知情的状态下，已经被我同时许配给七八个人了。

而这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难道林琳也认识这人，并且也认为他是一个怪胎吗？可再一打量，她说话时的眼神明明是看向我身旁那人的。也就是说，她在向对方宣布我是一个怪胎。我不由得气哼哼地说：“我好歹也是你哥。”

“狗屁哥。”林琳同样气哼哼地说，“摊上你这种哥，我算是倒了血霉啦。”

然后她忽闪着大眼睛对那人说：“你是安小男吧？我在去年的高数冬令营里见过你。你解开那道函数方程的思路，我一直都没有想明白……”

那人却露出了和刚才的我如出一辙的惶惑，然后又转换成了乏味。他把我的著作和其他几本书一起放进包里，站起来说：“问我也没用，我也讲不明白。你自己查查书去吧。”

说完拍拍屁股就走了。

作为一个长期被本系男生像狗似的围着“嗅”的漂亮女孩，林琳遭受到这种待遇，恐怕还是破天荒头一回。我心里升起了古怪的快意，顺便问她这个安小男是什么来头，脑子到底有没有被驴踢过。林琳却鄙夷地瞥了我一眼，说：“就你，还看不起人家呢？”

据林琳介绍，安小男的确是个“神人”，这里的“神”是神奇的“神”，而非神神叨叨的“神”。他简直可以被称为近几届理科生中的传奇：高中曾经获得过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金牌；从来没上过高等数学、理论物理的专业课，但考试的时候随随便便一写就是满分；可以背诵小数点后一千多位的圆周率……他还是个电脑高手，不管多复杂的计算机编程语言，只要看一遍就无师自通。据说电子系的系主任，一位年近七十的老院士曾经摩挲着他的脑袋，笃定地说：

“这里面装着半个硅谷！”

这话说的，倒令我感到那位“民间哲学家”的思想应该修正：需要活体利用的其实是安小男这样的奇才，只要把他的大脑像杏仁豆腐一样一勺一勺地挖出来，就够中科院之类的单位忙活上几十年的了。

林琳又问我：“他找你做什么？”

我矜持地说：“事实上，他有一些问题向我请教。”

林琳的眼神更加鄙夷了，仿佛在看《围城》里自称“被罗素请教过几个问题”的野鸡哲学家褚慎明。而我也的确疑惑起来：安小男为什么会对《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何以说不》以及《谁敢不让中国说不》这样的狗屁玩意儿感兴趣呢？经过一番思索，我的答案是：这恰恰可能是因为他太聪明了。作为一个不世出的奇才，“自然科学”这个确定性的、答案一望可知的领域令安小男感到了乏味，而“人文思想”的本质则是混乱的、含糊的，想不明白的东西更能容纳他那无穷无尽的智力，也就更让他觉得有意思。就像老鼠特别爱啃桌子腿一样，是因为桌子腿好吃吗？不不不，只是由于老鼠的牙齿过于发达。这样一想，我在感到滑稽的同时，又有了那么一点肃然起敬。

总而言之，经过那天晚上的一面之交，我和安小男就熟悉了起来。一个楼道里低头不见抬头见，我在此后又被他频频骚扰，请教一些历史学以及有关于“中国社会”的问题。他的请教常常发生在厕所里，有时我们正在并排尿着，他突然就撇过来一句：

“农耕文明是否终将被海洋文明打败？”

或者我正在蹲坑，他从隔板外面撇过来一句：“官僚体制是否扼杀了中国社会的创新能力？”

他那虚心向学的态度令我越来越不好意思了，而在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小插曲：我表妹林琳写了一封信，逼我转交给安小男。那封信我毫不犹豫地拆开来偷看了，内容很简洁，说的是她有几道数学难题一直没解开，想请安小男帮她讲解一下；还说希望安小男能和她结成“对子”，在晚自习期间一起探讨、共同进步。言辞虽然纯洁，可是其心昭昭——对于文科生而言，恋爱的发端是借书，对于理科生就变成解习题了。

“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啦？”我直截了当地问林琳。

 林琳还想抵赖：“你管得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