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对20世纪若干政治范畴之边界的创造性重释。在“非政治”的视野中，作者同汉娜•阿伦特、埃利亚斯•卡内蒂、西蒙娜•薇依、乔治•巴塔耶、恩斯特•云格尔等人展开了一系列思想交锋。他站在政治的边界，以消极的方式思考政治，解构并创造性地重释了20世纪若干重要政治范畴，进而提出了在政治神学和现代去政治化之外的另一政治维度“非政治”的可能性。非政治立场显示出诸政治概念和二元对立思考模式的模糊性和僵局，颠覆现代性的政治观念，展示出栖息在其中心的虚空。 “非政治”以驻足于诸政治边缘的方式进入政治的核心。它既非对政治抱有敌意、以否定姿态进行政治运作的“反政治”，亦非从政治中抽身、处于中立并对政治冷漠相待的“无政治”。“非政治”不摒弃政治，而是在诸政治范畴的边界之外思考政治；它不是同政治的分割，而是作为分享的政治；它警惕一切二元论倾向，试图在一个超越性的批判视阈中言说政治的不可能性：政治之“所非”和政治之“永不能”。
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1950— ），意大利当代著名哲学家，现任教于比萨高等师范学院，理论哲学教授，他对“共同体”“免疫”“人格”等概念的思考在当今生命政治哲学研究领域有很大的影响，著有《非政治的范畴》（1988）、《共通体：共同体的起源和命运》（1998）、《免疫：生命的保护与否定》（2002）、《生命：生命政治与哲学》（2004）、《人与物：从身体的视点出发》（2007）、《创立思想：政治本体论的三种范式》（2020）等。
译者简介
张凯，1985年生，现工作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方向为法国哲学、文化研究、空间研究等，著有《生命政治：现代国家治理术》
苦修的政治：西蒙娜·薇依
薇依对主体性和权力之间的形而上学关系的追问就 是最好的一例：“我能故我在（I have power, therefore I am; je puis, donc je suis）。”“存在、思考、认知是单一现实仅有的部分：能够做事情......我能做的决定了我所是。”“我”（I）（相较于主动的我 [je]，受动的我 [moi] 可能更为确切）首先是权力。这就意味着，它总是在不断扩张——对卡内蒂而言，群众的“增长”同样也是一种个体的冲动——同时它也会发现，他人的存在无法阻碍这种扩张。扩张之时，“我”只能摧毁其他人（避免自身遭到摧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本质上就拒绝与其他存在共存，尽管世界本由此组织构造而成。有一种想象将这种共存的内容剥去，将其对象否定。这种想象将受害者都藏在阴影之下——或同样地，将它们转为主体增长所需的食物——（对于薇依而言，想象是主体最为“特有”的属性）共存就毫无实质内容可言，也没有了什么对象：“以存在的死亡为生”，薇依在一段极为卡内蒂式的段落中写道，“意味着去吃掉它。反之则被吃掉。”
这就是主体所处的困境——确切而言，这一困境也给了主体以生命：吃或被吃。除非，它可以在自己的技能库 中划上一道“斜线”，打破这一辩证法。我指的是凝视（gaze）， 一种不再以食欲考量他人的态度。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 美学态度：“一个人会想吞掉所有意欲的客体。美则是另一种情况，它是一个人意欲但却不想吞掉的对象。”凝视 接受、巩固并保护着他人的存在，而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它才完全反对自我为中心的摄食机制：“人类最大的痛苦，就是看与吃成为了两种不同的操作，从婴儿期开始便伴随其终生。”人类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同时也知道选择的结果决定了其主体性的“权重”(weight)：选择吃 而非看，主体便会扩张;选择看而非吃，为他人留足生存 所需，主体就会缩减。照看他人，意味着接受他人的凝视， 与他们的视角相合——去除个体自身凝视的中心性(中心就是主体的位置)：“一个人站在十步距离之外，意味着我们被距离（十步）隔开了，但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万物正在此涌现。”采用任意视角，这种做法的风险在于，任意的视角最终还是会被当做唯一的视角，且由此成为了消除其他视角的基础；最终认为整个宇宙都只在这一视角下运作，且由此抹消了整个宇宙。
死亡共同体：乔治·巴塔耶
讨论的内容在此已经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研究范畴的根本目标——非政治以及它与政治的区别——似乎有所突破。然而，这并不是指我们“超越”或“实现”了目标，而是指非政治自身的否定性占据并掏空了非政治。进而，巴塔耶与薇依及其政治神学的非政治批判之间的不同有了另一种考察路径。尽管巴塔耶全盘接 受了薇依的批判，但这一批判却并不充分:《扎根》表明，它有变成同样专制的建构式筹划的风险。不过，重要的是，巴塔耶从未站在指向无力的虚无主义角度来反驳这一建构视角，但奇怪的是——尤其是对那些习惯以某种方式来看 待这个词的人——他却将其方式称之为“决断精神”：“尽 管如此，我还是想说，我不会带着否定情绪（病恹恹、无精打采）来反驳这一筹划，相反，这是决断精神。”“仅仅是在这种原则下：‘内在体验自身就是权威（authority）’，我以此摆脱了这种无力。智识（intelligence）破坏了体验 必需的权威：在这样的决定下，人们可重新掌控自己的‘可能’”（意即巴塔耶所谓的不可能）。我们决不能错误地从传统的施密特式角度来理解这一决断。严格看来，它更加是海德格尔式的，但尤其与切割（incision）——分享（sharing）——有关，撕裂并“决定”着决断的主体。因此，它并没有重复薇依批判过的那些古老的政治词汇；巴塔耶也没有安逸地躺在非政治领域之中。“政治”与“非政治” 之间的对立似乎不存在了，两者之间出现了一条短路，消除对立的同时将它们结合在了一起，但保留着两者的异质性。这种融合并没有“自我局限”在两者的对立，而更加是认为两者始终相辅相成。
这是一场语言深层次的变革，思想不再只是简单地局限在概念选择上的不同。雅克·德里达同样涉及了这种反向对称的断裂，他写道：“主权的运作既非肯定亦非否定，它是非保留的地带（point of nonreserve）。它无法刻写在话语中，除非删除那些谓词，或者抛开哲学逻辑而实行（practicing；sic）一种矛盾的叠加。”德里达继续阐述道，“此种反向对称的断裂必然会影响到整个话语链条。对普 遍书写（general writing）概念的读解（read），只有在这种对称的二选一之外才能实现，但它们似乎都来自这些对称选择，同时还勉勉强强地必须留在其中。”在巴塔耶这里， 政治与非政治的二元选择也经历同样的换置——以及对称关系同样巨大的破裂。这样的破裂并不会让我们回到古典政治学，它自身同样也基于一种反向对称关系（朋友与敌人、秩序与冲突等等），并且会避免相对应的非政治的否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