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卡拉柯（Matthew Calarco），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其研究主要集中于欧陆哲学与动物/环境哲学的学科交叉领域。著有《动物志》《动物的死亡》《激进主义列维纳斯》《从动物思考》《当探索动物遭遇哲学、文化和历史的观点》《动物研究》《超越人类学的差异》。

哲学与动物研究

本书所探讨的议题主要涉及哲学领域，同时它又隶属于动物研究（animal studies）这一新兴的跨学科领域。动物研究包括哪些方面？如何定义它？对此学界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然而该领域内的大多数学者一致认为“动物问题”应该成为当代批评话语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和人文领域内的大多数学科却对此不以为意。以哲学学科为例，英美哲学家通常将动物问题贬低为环境伦理学领域（environmental ethics）中的某一亚学科，而环境伦理学只是应用伦理学（applied ethics）中一个无足轻重的领域，相应地，应用伦理学又是哲学的一个次要分支。人们通常认为，应用伦理学偏离了更为严肃、更具实质性的哲学诉求（即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有鉴于此，很多对“动物”和“动物性”等问题颇感兴趣的哲学家都选择在动物研究的半自治领域（semiautonomousregion）中来探讨相关问题。本书主要讨论的哲学家包括：马丁·海德格尔、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吉奥乔·阿甘本和雅克·德里达。他们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该分支或被称为“欧陆”哲学，或被称为“现代欧洲”哲学。欧陆哲学十分关注存在、伦理和社会政治等问题，这一特征使其与英美哲学区分开来（不管精确与否）。由此可见，动物问题可能会在欧陆哲学领域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但是，从历史角度看，事实远非如此。

“动物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议题，尤其对欧陆哲学家而言，它应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本书的核心论点，我会在下文中对此做出相关论证。诚然，欧陆哲学的一些方法概念和理论框架都带有某种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然而这些资源依然可以为“动物研究”添砖加瓦，我会在此后的章节中详尽论述这一观点。这里，我首先要解释一下动物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其次，我要向读者解释用“动物问题”（the question of the animal）这一措词来作为本书副标题和切入点的原因。

动物研究，有时又称“人-动物研究”（humananimal studies），由人文、社会科学、生物和认知科学等众多学科组成。如前所述，在动物研究领域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或者普遍可接受的定义，它的主要术语和理论聚焦仍然是开放的。就此，我认为应该努力将与动物相关的问题推至批判研究的核心，这一点对该领域来说至关重要。当然，人们对这些问题进行创设、思辨以及回应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独特领域的源头。关于动物研究，学科之间存在诸多差异，理论方法也丰富多样。尽管如此，至少有两个结构性问题反复出现：1.动物存在或者“动物性”问题；2.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异问题。

就“动物性”或动物本性（animal nature）这一概念而言，动物是否存在一个或一组共同的本质特征呢？许多理论家对此表示怀疑。正如女性主义、酷儿理论和种族研究对本质主义的批评那样，这些理论家尝试去探究“动物性”这一概念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运作过程，探究它是怎样在看似完全不同的生命形式中建立起同质性的。他们这样做是想揭示一点，即在动物的话语中，与其说“动物性”这一概念起一种指示性作用，毋宁说它更多地在发挥一种建构性功能（constitutive role）。人们经常(负面地)将这种分析方式和后现代的“语言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事实上，非人文学科领域也常常借鉴这种分析方式，尤其在一些生物学论争方面，如物种属性和动植物分类系统的结构等。参见马克·艾瑞舍夫斯基（Marc Ereshefsky）的《林奈式等级的局限性：生物分类法的哲学考察》（The Poverty of the Linnaean Hierarchy: a Philosophical Study of Biological Taxonom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书中，作者探讨了传统生物分类学以及分支理论的困境。近年来，学者们普遍从跨学科的视角来审视“物种本质主义”，这引发了许多争论。可参见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A. Wilson）主编的《物种：新兴交叉学科论文集》（Species: New Interdisciplinary Essays, Cambridge:MIT Press, 1999）。书中，作者对这些争论进行了综述。 在非人文领域，我们同样可以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即动物生命是复杂多样的，不能简化为任何一组简单（或相对复杂）的共有属性。

如果说有关“动物性”问题的争论使该概念岌岌可危，那么有关人与动物之间界线的争论则将之彻底瓦解。传统人与动物界线的划分都假定人与动物之间存在根本的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但是，近年来，这种传统的划分方式受到了多个领域和视角（理论、政治以及学科等角度）的抨击。在实证科学领域，达尔文主义用渐进式的连续主义削弱了人与动物之间的二元对立。与此同时，人文社科领域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向。人们通常认为，语言、对死亡的认识、意识等是人类的专属特征，然而，这些特征或者以一种类似的形式存在于非人类的动物身上，或者并非如传统话语所预设的那样在人类身上显现。

“动物性”概念历来被看作是“人性”（humanity）概念的对立面。因此，一旦“人性”概念被摧毁，那么“动物性”概念也会面临相似的命运。现今，人与动物之间的界线发生了偏转，使得思想在困境中迷失了方向。人们应该从别样的角度来重新划分两者的界线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应该从哪些角度来重新划分呢？抑或是这一界线应该被彻底打破？

  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批判地审视本书所涉及的理论家们，他们都试图建立或者重构人与动物之间的界线。在我看来，人与动物之间的界线可以并且应该被抹去，这是整本书所要捍卫的核心观点，我会从政治、伦理以及本体论等方面来论证这一观点。诚然，单靠这些哲学观念并不足以改变我们对“动物”的看法。要在观念和实际生活中公正地对待动物，这于人类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哲学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十分微弱。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哲学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在“动物性”以及人与动物之界线等传统概念之外，我们仍能另辟蹊径来思考动物的话，或许只有哲学才能够实现这一可能。摒弃这些传统的概念范畴后，思想会遭遇什么，我们不能预知。但我们知道，只有这样做，才能与“动物”真诚邂逅。这便是哲学在动物研究领域的重要功用：为所谓的动物事件扫除障碍、开疆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