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明（1928-2006），中国现代楚学研究体系的重要奠基人。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民族学专业，长期从事民族史与楚文化研究。1981年调

至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创办楚文化研究所。2002年受聘于华中师范大学，任楚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楚文化史》《契丹史略》《秦与楚》等开创性著作。

 

刘玉堂，历史学博士，曾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二级研究员，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会长。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和历史文化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湖北省政府文史馆国学院院长，著有《楚国经济史》《楚国水利研究》《法史问津》等。

楚文化是由公元前11世纪末至公元前3世纪末，生活在长江中游地区的楚国人民所创造、传承并发展的文化。楚文化的源头有南北两支，南支为江汉三苗遗裔所拥有的楚蛮文化，清奇如穿三峡而出的长江；北支为中原季连部落所携带的华夏文化，雄浑如触砥柱而下的黄河。二者碰撞砥砺、交融互摄，惊采绝艳的楚文化傲然卓立。

楚文化是古老的，它的青春和迟暮都在两三千年以前，因而成为周代荆楚地域的主体文化；楚文化也是长青的，它是秦汉以后荆湘文化特别是湖北文化的源头和主干；楚文化还是时新的，人们有幸同它相识还不过百年光景。

楚文化的遗存埋没在地下达两三千年之久，直到20世纪初才被盗墓者惊起，许多战国时代的楚文物才得以重见天日。其中有不少铜器和漆器，工艺精绝，风格独特，令史学家和古董商诧异不止。但这对楚文化而言还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人们一时还很难认清它的意态风神。从20世纪50年代起，楚文化的遗存一批又一批地被考古学家唤醒，给文化界带来一波又一波的狂喜。“惊起却回头”，人们重新审视哲学史上的《老》《庄》和文学史上的《庄》《骚》《老》《庄》《骚》，分别指《老子》《庄子》《离骚》。，彻然大悟，原来它们也都是楚文化的精华。

寻绎楚文化的演进轨迹，大致经历了滥觞、茁长、鼎盛、滞缓、转化五个时期，虽说每个时期长短不一，但其特征之鲜明则有如春花秋月。

楚文化的滥觞期，始自西周早期楚国始封之时，迄于两周之交楚国将盛之际，历时近三个世纪。

立国之初的楚人，还徜徉于原始社会之中。对此，《左传》是这样记载的：“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周王封给熊绎一块蛮荒之地，熊绎则要对周王尽守燎以祭天、贡苞茅以缩酒及献桃弧棘矢以禳灾的职分。初创时期楚人生存状态之窘迫、社会地位之卑微，言之令人唇寒齿冷。

从新石器时代以来，豫西南和鄂西北就是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古代文明交相切劘之区。熊绎之时的楚都丹阳，恰好位于毗连豫西南的鄂西北，这种纵跨南北的地理位置，成为楚人得以兼采华夏和蛮夷之长的天然优势。

楚人立国之君熊绎五传至熊渠。熊渠近交远攻，奏响了吸收蛮夷文化的序曲。熊渠大举讨伐的，主要是属于扬越族的鄂。此鄂即东鄂，位于今湖北鄂州、黄石一带，与位于今湖北随州、京山以至河南南阳的西鄂并世而立。在东鄂南面不远处的今大冶铜绿山及其周边地区，有一个巨大的红铜生产基地。红铜是当时的头等战略物资，熊渠正是在红铜的巨大诱惑之下，才不惮劳师远征。

由于华夏文化与蛮夷文化的交融，滥觞期的楚文化才在考古遗迹上依稀显露出某些自身的特色。这个时期的楚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今沮漳河的中游和下游。

楚文化的茁长期，约在春秋早期中叶至春秋晚期中叶。

一个民族能否另辟蹊径，创造出风采卓异的文化来，取决于他们能否矢志不渝地追求文化的独创性，亦即历史的独创性。对于楚国来说，是恪守诸夏的发展模式，抑或是探索自己的前进道路，是至关紧要之事。假若楚国甘心步诸夏的后尘，那么，在强邻四逼、列侯纷争的时世里，势难逃脱夭折的厄运。幸而楚人独行其是，化险为夷，甚至在许多方面有出蓝之举，创造了先秦史上的奇迹。楚人在历史转折关头所显示的独创精神，是楚文化茁长的基因。

楚武王时，楚人把东线作为主攻方向，而汉阳诸姬之首——随国（曾国），便成为楚人东进的主要障碍。武王末年，楚国大举伐随，迫使随国和它订立了城下之盟。自楚成王三十二年（前640年）始，随国就成为楚国的附庸了。至于百濮、群蛮、百越，无一例外被楚国各个击破。

为了占据理想的发展平台，楚文王将都城从南漳、保康一带的荆山谷地迁至今宜城南部的汉水与蛮河之间，改丹阳之名为郢。此地是肥沃的冲积平原，而更加重要的是它处在南来北往、东去西还的枢纽上，南瞰江汉平原，北望南襄夹道，东临随枣走廊，西控荆睢山地，是江淮之间的要冲，汉水中游的重镇。楚国以郢为都，无论是制驭蛮、越、巴、濮，还是抚绥汉阳诸国，乃至窥伺中原诸夏，都策应自如。

楚人在政治上结夷夏为一体的进程，也是它在文化上熔夷夏为一炉的进程。楚文化的一切重大成就，都是师夷夏之长技而力求创新的结果。

从中原南下的楚人进入江汉平原之后，受到土著楚蛮的影响，文化面貌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根据考古资料提供的信息，这个变化首先体现在陶器上，其中以陶鬲最为醒目。西周晚期，自中原而来的楚人为了适应楚蛮占多数和以稻米为主食的环境，与楚蛮一起把带有诸夏文化特征的红陶锥足罐形鼎略加改造，做成一种新式陶鬲——楚式鬲。毋庸讳言，楚式鬲是中原华夏文化与江汉楚蛮文化高度融合的一个范例。

在广泛吸收和综合利用南北农业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楚人将楚蛮、扬越和淮夷的家族性或邻里性的小型单一性农田水利作业加以改进提高，创建了集蓄灌排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农田水利工程。

而最令楚人引以为荣的，莫过于得扬越和华夏的青铜冶铸技术而兼之。

中原的青铜时代，大约始于夏代晚期。历经商代和西周，下至春秋早期，楚人的青铜冶铸技术主要是师法中原。近年来，在湖北随州、京山、枣阳、当阳以及河南新野等地，出土了一批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的铜器，不仅形制和纹饰都一如中原，而且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现已发现的楚国同期铜器。岂止是不及中原，春秋早期以前，在青铜冶铸方面，楚人甚至屈居越人之后。

楚国的青铜冶铸业发轫于熊渠之时，熊渠一度进兵到包括铜绿山在内的鄂东之地，打开了原料的来源，楚国青铜冶铸业才获得了初步发展的机缘。然而，楚国青铜冶铸业的突飞猛进，却始自春秋中期的楚成王之世。成王奋武、文二世威服汉阳诸姬之余烈，北收弦、黄，控制了大别山南北的通道，铜绿山才真正成为楚国的囊中之物。

楚人占领铜绿山以后，把扬越的冶炼技术和中原的铸造技术结合起来，生产出大量优质的青铜器，并在铸造工艺方面超过了诸夏。当时楚国不仅普及了中原大约在春秋中期推广的分铸、焊合技术，而且创造了中原尚无先例的失蜡法或漏铅法铸造工艺；不仅镶嵌红铜工艺的采用不晚于中原，而且镶嵌黑漆工艺的采用更是开风气之先。

对待先进文化，楚人向来不抱偏见，他们满腔热忱地引进、改造，以求为我所用。这时的楚人，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在铸造青铜器的时候，他们的原则主要是创造而不是模仿，他们所刻意追求的，是根据自己的传统，按照自己的审美情趣，表现自己的风格和气派，由此，楚国的青铜器卓然自成一家了。外求诸人以博采众长，内求诸己而独创一格，这是楚国青铜器发展的道路，大而言之，也是楚文化发展的道路。

不只是青铜冶铸，楚国的典章制度和楚人的风俗习惯，也都介乎夷夏之间。

楚君本称敖，这与诸夏和蛮夷都不同。楚君称王，始于自号为武王的熊通。

楚国的官制，从形式上看，与诸夏同少异多。如以尹名官虽始于商朝，但楚国以尹名官应是向周朝学来的。然而，楚官普遍称尹，则是楚人求独立、求尊严的表现。

县，虽是周朝原有的，但真正作为行政区域的县则始见于楚国。

楚师的主帅称莫敖，后来也设了大司马、左司马、右司马之类官职。楚人偶尔也征用没有严格建制和没有严密阵法的蛮人入伍。楚国兵制方面的这些特点，都是因夷夏结合而形成。

在封爵、食邑、礼法等方面，春秋时代的楚制也各具特色。例如：在王与士之间的大夫等级中，没有明确的阶层；有官而无爵；封邑一般传袭不过三世；丧葬列鼎大多为偶数，与诸夏的奇数恰好相反。

在精神文化方面，楚人向华夏学来的，首先是语言文字。据文献记载，无论是折冲樽俎时的唇枪舌剑，还是两军对垒时的彼此问答，楚人都没有借助于翻译。看来许多楚人应通夏言，至少楚国贵族是如此。而从相关文献记载来看，楚人应有不同于夏言的本民族语言。至于文字，则是流行于中原而为周代各国各族通用的文字——夏文。

春秋中晚期，楚国的音乐艺术已有初步发展。淅川下寺出土青铜编钟52件，其全部乐音系列可以奏出七声或六声的音阶。

茁长期的楚文化，从鄂西传播到鄂中，从汉西汉南传播到汉东汉北，从江北传播到江南，从淮水上游传播到淮水中下游，从长江中游传播到长江下游，几有席卷江淮之势。仅就江淮地区而言，楚文化如春风化雨，从其浸润之广，不难想见其蕴蓄之深。

楚文化的鼎盛时期始于楚昭王迁都于郢，止于楚顷襄王十一年秦人白起拔郢，长达两个世纪有余。

楚昭王十一年（前505年），吴师离楚。次年，吴又大举伐楚，楚恐吴师再度入郢，迁都至鄀，而仍称郢。在楚昭王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前503—前492年）之间，楚都又南迁到今湖北江陵纪南城，依然称郢，从出土文献来看或称栽郢。昭王九传至顷襄王，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郢都，楚都东迁。楚国以纪南城为首都，长达220年左右。可以说，纪南城的兴衰，标志着楚文化鼎盛期的始终。

这个时期楚国的变化是空前的，可谓经济昌盛，文赋纷华。铜器生产登峰造极的发展，促进了铁器的改进和推广。其他各行各业，如丝织、刺绣、髹漆和城市建设等，也生机盎然。经济结构上，封建领主制的普及与家务奴隶制的延伸并行不悖。政治体制方面，则有断断续续的革故鼎新：旧有的县化大为小，已在全国普设；新设的郡在县之上，而仅限于边陲；官职日多，爵秩渐繁；封君的权势大致与先前的县公相当，其财富却非县公所能比拟。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就异常突出：老子、庄子、屈子等文化巨星相继升起，熠熠生辉。《老子》《庄子》代表着楚国的哲学，《庄子》《离骚》代表着楚国的文学，它们已跻身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哲学宝库和文学宝库。先秦的帛画迄今只发现过两幅，都是楚国的，分别于1949年和197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前者为人物龙凤帛画，后者为人物御龙帛画，庶几可称为当今所谓国画的先驱，一经发现，举世震惊。1978年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更是以其壮美的阵容和高超的性能令全世界叹为观止。

在鼎盛期的楚文化遗存中，有一种造型卓异的木雕，今称虎坐立凤。此凤两肋有鹿角，通体饰彩纹，昂其首，展其翅，双足立于虎背，虎躯体微小而性情驯顺。这种木雕集壮、美、奇于一身，是已迁于乔木的凤，可视之为楚王国和楚文化鼎盛期的象征。

楚文化的滞缓期相对较短，只经历了50余载。

楚都迁陈（今河南淮阳）之后，国势江河日下，及至迁于寿春（今安徽寿县），已是日薄西山了。楚顷襄王四传至负刍，约历半个世纪，这是楚文化的滞缓期。

楚国将亡之时，它的文化早已超越其国界而传向远方。江西、广东、广西等地楚文物的出土，表明楚文化从湘江流域到赣江流域，从岭北到岭南，已深入百越地区。同时，楚文化溯江而上，已逾巴至蜀。楚人庄蹻率兵入滇，滇楚之间也不无人文相通之处。

从负刍五年（前223 年）秦灭楚起，到汉武帝前期止，历一个世纪有余，这是楚文化向汉文化转化期。

秦灭楚后，楚文化进入了转化期。秦朝求统一心切，对楚文化采取排斥态度。

不过，秦朝对楚文化也并非一概摒弃。李斯《谏逐客书》指出的“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正是秦朝所要从楚国和关东其他各国的文化中接受的。

楚人把半壁河山丢给了秦人，然而，秦末农民起义的主力是楚人，他们愤于秦朝对楚文化的恣意摧残，掀起了复楚文化之古的狂潮。设官多从楚制，置历一仍楚法，色尚和坐向悉遵楚俗。然而，楚人毕竟不是秦人，他们对异国甚至异族的文化从来都是兼收并蓄的。汉朝的行政区域和文武百官，多近承秦制，秦末起义的楚人所用的楚式官名，也大半废弃。

西汉前期，统治者有鉴于秦朝实行学术专制的覆辙，采取了相当宽松的文化政策。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文化政策才变得僵化了。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武帝改历法，以正月为岁首；定服色，以黄为上。正是从这时起，自成体系的楚文化销声匿迹了。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楚文化的个性从此消失亡佚，实际情况是，楚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一起，已转化成为全国的共性凌驾于区域的个性之上的汉文化。楚文化的某些个性，已成为汉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一些共性。

楚人在八百年的漫长岁月中，不仅创造了炉火纯青的青铜冶铸、精彩绝伦的丝织刺绣和巧夺天工的竹木髹漆等物质文明成果，而且创造了义理精深的老庄哲学、惊采绝艳的屈宋文学和恢诡谲怪的美术乐舞等精神文明成果，楚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足以令世人瞩目。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原来姹紫嫣红开遍”的楚文化，“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但深蕴其中的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大象无形的开放气度、一鸣惊人的创新意识、上善若水的和谐理念、九死未悔的爱国情怀和一诺千金的诚信品格，宛如生生不已的文脉、血脉和根脉。其文脉贯注于文化创造中，血脉激活于生命智慧里，根脉滋长于公序良俗间，历千年而不竭，亘万古而常新，感召和砥砺着一代又一代的荆楚儿女乃至中华儿女攻坚克难、奋勇前行！